中国古代皇权政治，最忌讳谋反之事，一有风吹草动，朝廷往往捕风捉影，见风是雨。尤其是在皇帝下达对案件的指示后，有些司法官员往往极力迎合君上心理，将嫌疑人犯屈打成招，把鸡毛蒜皮之事办成大案要案，然后大肆株连，揪出一撮又一撮的谋逆案犯。在这种情况下，能顶住层层压力，坚持查明案件真相，就事论事不随意扩大打击面的办案官员，就显得难能可贵。比如唐朝初年的崔仁师。

　　青州案发

　　崔仁师是唐代定州安喜人，唐高祖武德初年就步入仕途;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升迁为从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负责监察工作。

　　刚上任没多久，崔仁师就碰上一件棘手的案子。青州(今山东潍坊青州市一带)发生了谋反案件，州县官员搜捕反贼同党，宁可错抓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俘囚满狱”。接着地方官就向朝廷报告破获一起谋反大案。案子报上来后，唐太宗不敢掉以轻心，就下诏让崔仁师去审理，“诏仁师按覆其事”。

　　崔仁师此行，受到朝廷上下广泛关注。当时唐朝刚取代隋朝十年左右，人们对前隋的一些案件还记忆犹新。隋炀帝时，有个地方发生了普通的盗窃案件，于士澄前去抓捕，只要稍有嫌疑，就抓起来严刑拷打。重刑之下，竟然有两千多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盗贼，“枉承贼者二千余人”。隋炀帝大手一挥，“并令同日斩决”，下令将这两千人同日处死。

　　大理丞张元济觉得此事颇为奇怪，毕竟两千多人一同盗窃，太非同寻常。他疑惑之下，就调阅了文书档案，结果查出只有九个人形迹可疑。就是这九个人中，张元济的同僚还认识其中四个，能够担保他们绝对不是盗贼。也就是说，两千多人犯中，只有五个人是真凶，其他全部是无辜百姓。但因为隋炀帝已经下令斩立决，龙威之下，司法部门竟没有一个人敢触逆鳞，“遂不执奏，并杀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两千多百姓枉死。

　　仅仅是一个只有五人参与的盗窃案，前隋朝廷一天之中就杀了两千多人。如今青州出了谋反大案，崔仁师会将这满监狱的反贼全部处决吗?大家都在看他怎么办。

　　仁师按覆

　　崔仁师到青州后，立即大干快上，不是对案犯大刑伺候，而是去掉镣铐锁链，让他们洗澡换衣服，吃上好饭好菜，安慰大家不要恐惧，朝廷一定既不放过一个坏人，更不冤枉一个好人。

　　最终，崔仁师经过详细审讯，走访查问，只将为首的十来个人判处死刑，其他人犯全部无罪释放，“唯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原免”。崔仁师回长安后，将结案报告上奏。唐太宗有些不太相信，就再派钦差大臣去青州复核该案，如果确如崔仁师所奏，即将这十来名案犯处决。

　　大理寺少卿孙伏伽觉得崔仁师的做法有些不妥，就给他提个醒：青州这个案子牵涉的人太多，而你将大部分人释放，只给十来个人定罪。人们都是贪生怕死，“人皆好生，谁肯让死”，那些被你定罪处决的人就甘心受死吗?如果刑场之上当场翻供说你判案不公，你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深为足下忧也”。

　　平心而论，从明哲保身的角度看，孙伏伽的好心提醒不无道理。崔仁师显然更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对孙伏伽说：身为法官，审理案件，要讲究公平和仁恕，“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怎么能因爱惜政治羽毛，明知有冤情还坐视不理，任凭无辜百姓受难。就算我判断失误，错放了有罪之人，用我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十个人的新生，也是值得的，“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孙伏伽听罢，“惭而退”。

　　钦差大臣到青州后，重新审讯被崔仁师判死刑的人犯。这些人都表示，崔仁师以公平宽恕为本，我们都没有任何冤屈，知罪认罪悔罪，“崔公平恕，事无枉滥，请速就死”。更没有一个翻供，“无一人异辞者”。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曾对前文提到的隋朝盗窃大案进行过精彩的点评，认为造成两千人同日处死的千古奇冤，隋炀帝要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板子全部打在炀帝身上，“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如果司法官员能够刚直不阿，犯颜直谏，舍得一身剐，也要为无辜百姓洗刷冤屈，那事情就不会无法收拾。皇帝滥杀无辜，大臣又阿谀逢迎，“君臣如此，何得不败”。

　　贞观时期，正是因为有崔仁师这样怀揣仁恕之心，敢于坚持正见的司法官员，百姓的生命安全才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政治的清明也就有了坚实的法律支撑。唐太宗就说，“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否则，一个冤魂的背后，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更多伤心欲绝的亲朋好友。冤气和怒气的积聚，足以掀起滔天巨浪。

　　修律谏言

　　贞观十六年(642年)，崔仁师升任门下省正五品上的给事中。唐朝前期，门下省是朝廷政务处理的核心枢纽部门，给事中又是省内仅次于长官侍中、副长官黄门侍郎的第三等官员，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在司法方面有“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权力，即复核司法部门对大案要案的审判意见，如判刑定罪不当，可以驳回重审。

　　当时唐律《贼盗律》规定，如有人犯下谋反大罪，罪犯兄弟要连坐关进官府当奴隶服劳役。刑部认为这条律文规定的惩罚太轻，不足以震慑那些对朝廷不满的危险分子，要求修改为全部处斩。唐太宗下令召开“八座”会议，即由尚书省左右仆射、吏民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共计八位朝廷大臣参加的国务会议，对刑部的修律意见进行讨论。

　　会上，深知太宗心思的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勣三位重臣都支持从重处理谋反案件，将罪犯兄弟一律处死。民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李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三个大臣反对，其他两人态度暧昧不明。“八座”会议没有就刑部修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这次会议上，支持者和反对者看似人数对等，但高士廉位高权重，侯君集、李勣都是军队大将出身，掌握着话语权。所以会后朝廷官员继续讨论此事时，“议者以汉及魏、晋谋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议”，认为从秦汉到魏晋，谋反都是诛杀三族，应该根据高士廉等人的意见，批准刑部的修律建议。

　　高士廉和朝廷大臣所言，确实是历史实情，秦汉以来，谋反都是要灭三族的重罪。贞观初年，同州人房强因受担任岷州统军的弟弟谋反一事牵连，被判处死刑，“当从坐”。唐太宗录囚时，翻阅了此案的卷宗，认为房强本身没有参加谋反集团，只因为是案犯的哥哥就被无辜处死，实在可怜，“悯其将死，为之动容”，就和房玄龄等大臣一起对律文进行了修改，将针对谋反案犯兄弟的罪刑，由死刑改为没官配役即劳役改造。

　　贞观前期，政治还算清明，一般百姓很少有重上瓦岗寨的造反心思，唐太宗也有坐稳江山的充分自信，所以用刑宽和。

　　但从贞观十年(636年)开始，唐太宗开始志骄意满，朝廷中的政治生态已大不如前。此时刑部提出加大镇压谋反力度，有迎合太宗皇帝从宽刑向重刑转变的政治需求在里面。

　　关键时刻，崔仁师出来说话了。他指出修改律文的历史依据，应该从法律刚产生时的原初生命中去寻找，从三皇五帝到夏商西周，都是“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秦朝以严刑峻法镇压百姓反抗，才开始有谋反诛三族的律文。我们不能忘却用刑平恕的初心，用亡秦的酷法取代宽简的刑罚。而且诛杀父亲儿子，已经足以震慑住谋逆者的反叛之心。如果人家铁了心要造反，父亲儿子都不管不顾，难道还在乎他的兄弟?靠诛杀三族甚至杀更多的人，解决不了谋反问题。

　　崔仁师一番据理力争，终于扭转乾坤，否决了刑部从重处理谋反罪的修律建议，“竟从仁师驳议”。

　　《尚书·舜典》曰，“惟刑之恤哉”，要求执法者在落下法槌时有悲天悯人之心，量刑适中，刑罚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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