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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偏向南方
1850 年关于奴隶制问题的妥协法案制定后,美国国内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间歇。皮尔斯执政后采取亲南方的态度破坏了安定局面,导致了堪萨斯内战。
1853 年,民主党党魁史蒂芬·道格拉斯在参议院提出一个方案,要求修建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这条铁路将穿过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通往太平洋沿岸的旧金山。当时这两个地区还是一片荒野,一旦铁路修成,则将变成人口稠密的地区。因此筑路方案一提出,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即该地区是成为蓄奴区还是自由区。堪萨斯地区和内布拉斯加地区均在北纬36 度30分以北,按1820 年《密苏里妥协法案》的规定:北纬36 度30 分以北的地区在建州时,都应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但南方的奴隶主集团一心想控制这一大片富饶的土地,千方百计想把它们变成蓄奴州。北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工业资本家则坚决主张按《密苏里妥协法案》办事,使它们成为自由州。
1854 年1 月,道格拉斯与南方“奴隶主代表磋商后,向参议院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宣布《密苏里妥协法案》作废,并规定:“领土及由领地形成新州内的一切有关奴隶制的问题,应留给住在那里的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去解决。”道格拉斯称这个办法为“居民主权原则”。从表面上看,这个“居民主权原则”似乎颇为民主,但实质上是承认蓄奴区是不受限制的,从而使这两个地区可以实行奴隶制。所以马克思在《北美内战》一文中指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使奴隶制度不得在领地内扩张的一切地理限制和法律限制”。
《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后,拥护奴隶制的人准备把奴隶制扩大到堪萨斯,而把内布拉斯加让给北部的自由土壤派。但自由土壤派坚决反对,他们仍要使堪萨斯也成为自由州。北部各地的废奴主义团体组织了“移民援助会”,派遣自由土壤派成员前往堪萨斯,并号召黑人们不要害怕种族歧视,移居到堪萨斯去,一时去堪萨斯的移民络绎不绝。奴隶主集团也争先恐后地携带奴隶移入,并组织暴徒袭击自由土壤派移民。自由土壤派奋起自卫,内战局面逐渐形成。1855 年3 月,双方在堪萨斯成立了各自的政权:奴隶主集团在勒孔顿建立了领土政府;自由土壤派在托皮卡建立了自由民政府,两者都要求联邦政府承认。皮尔斯决意保护奴隶主集团,他在1856 年初的咨文中承认勒孔顿政府是堪萨斯的合法政府,宣布托皮卡政府是“叛乱”,并声称如果自由移民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联邦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镇压。2 月11 日他又命令驻堪萨斯的联邦军队强行解散托皮卡政府。
皮尔斯的言行进一步助长了奴隶主集团的气焰,1856年2月21日勒孔顿政府的武装部队和暴徒洗劫了自由土壤派的据点劳伦斯镇,激起了广大自由土壤派移民的反抗,堪萨斯内战爆发,混战的局面一直继续到年底。堪萨斯内战是美国奴隶主势力和反奴隶主势力之间的第一次公开武装冲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1861年到1865 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就是从堪萨斯开始的。
对外实行扩张
19 世纪中叶,美国日益加强其对外侵略活动,从第十任总统约翰·泰勒到第十三任总统菲尔莫尔都奉行扩张政策,皮尔斯在竞选总统时也宣称他要执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上台后,他在西半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古巴。
1854 年8 月,他乘英国和法国陷入克里米亚战争、西班牙面临经济困难之机,令美国驻上述三国的公使在比利时的奥斯但德会商获得古巴问题,他们在10月18 日发表宣言,提出美国要向西班牙购买古巴,并威胁说:如果西班牙政府拒绝,美国将以武力夺取。这种蛮横的恫吓,遭到了欧洲国家和美国人民的反对。皮尔斯因为担心欧洲各大国与美为敌,也因为要应付国内的堪萨斯内战危机,最后不得不作收敛。
皮尔斯政府不仅想攫取古巴,而且还想进一步打入中美洲。1855 年下半年,美国冒险主义者威廉·沃克利用尼加拉瓜国内的政治斗争,推翻尼加拉瓜的合法政府,并于次年自立为尼加拉瓜总统。美国南方的奴隶主集团企图乘机吞并尼加拉瓜,使它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美国,因此大力支持沃克,皮尔斯与南方奴隶主伉瀣一气,竟于1856 年5 月14 日接见了沃克派到华盛顿的密使。这一行动无异于承认沃克政权是尼加拉瓜的合法政府。可是这个强盗政权不久就被当地人民推翻了。
皮尔斯还继承了他的前任们向太平洋扩张的传统。他一上台就指示海军少将马休·佩里继续执行前总统菲尔莫尔“打开日本大门”的命令。佩里于1853年7 月率领舰队抵达日本,然后又到中国进行侦察。 1854 年佩里胁迫日本正式签订了条约,同意向美国敞开大门。佩里回到美国后向皮尔斯建议以武力占领琉球和夺取中国的台湾,作为美国向远东扩张海上势力的第一步。
1853 年中国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建都南京后,皮尔斯政府与英、法政府宣布了所谓“中立政策”,同时在中立幌于下进行间谍活动。美国专使马沙利偕英、法公使赴南京侦察。马沙利窥察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决不可能承认不平等条约,美国必须支持清政府,包括支持它对太平天国进行武装镇压。
马沙利于1854 年3 月回国。皮尔斯又任命麦克莲为驻华专使。麦克莲禀承皮尔斯的命令,策动了帝国主义国家夺取中国关税主权的罪恶活动。 1854 年3 月,依照麦克莲的提议,英、法、美三国驻上海的领事联合设立一个新海关,攫取了中国关税权。接着美派领事到沪片面宣告苏州河以北地方为美租界。同年11 月初,麦克莲亲自与英国公使一起率舰队北上白河,胁迫清政府修改望厦条约。
1855 年底,皮尔斯任命侵华老手巴驾为驻华专使。巴驾曾屡次建议美国用武力侵略中国。皮尔斯政府认为中国太大,美国一国难以得逞,因此倾向于和英、法勾结起来。于是皮尔斯训令巴驾协同英、法公使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望厦条约。巴驾还向皮尔斯提出了美国与英、法合作侵华的具体主张:如清廷不同意“修约”,法国就占领朝鲜,英国占领舟山群岛,美国占领台湾。1857 年美国在香港海面的舰队曾派兵至台湾,企图用武力占领台湾,建立傀儡“独立国”,以便作为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基地。 1858 年6 月18 日清廷终于被迫同美国签订了又一不平等条约——《中美天津条约》。此外,皮尔斯还曾为吞并夏威夷而积极活动。
晚年意志消沉
皮尔斯的对外扩张虽然符合北部资本家和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共同利益,但他对中、南美洲的侵略政策主要是由南方奴隶主集团决定的,因此北部资产阶级颇不以为然。特别是他在奴隶制问题上对南方的同情更不能见容于北部各州。堪萨斯内战爆发后,他的声誉扫地。标志着南北利益对抗渐趋高潮,引起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和改组,民主党和辉格党都相应分裂为南派和北派。1854 年,代表北方工业资本家利益的“北派”
辉格党人、“北派”民主党人及部分反奴隶制的自由土壤党人等因为共同利益而实行联合,并且正式打出了共和党旗号。美国的两党制由此进入了又一个发展时期。
皮尔斯执政后期跟国会矛盾重重,他一共九次运用了总统否决权,否定了国会的一些立法,但其中五次又被国会再否决,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否决失败多于成功的总统。1856 年6 月初,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布坎南为下届总统候选人。皮尔斯未获大会提名。皮尔斯任期届满搬出白宫后不久即同夫人去外地旅游。
1859 年秋从欧洲旅游归来到家乡康科德闲居。皮尔斯历来反对北方的废奴运动,他在1860年初的文章中竟然谩骂北方的废奴主义者是“发疯”。这篇题为《街道上的战争》一文发表后立即遭到强烈的批评。 1861 年4 月美国内战爆发,皮尔斯提议当时在世的五位前总统(范布伦、泰勒、菲尔莫尔、布坎南和他自己)召开会议,共同反对内战并批评林肯,但他没有得到支持,处境非常孤立。同年7 月北军在葛底斯堡战役大败南军。北方各州正在欢庆之时,皮尔斯又出来反对林肯,致使许多人对他嗤之以鼻。由于皮尔斯的固执,人们把他称之为叛国者,过去的朋友们对他都避而不见。同年年底他妻子病逝,他更感孤独,常常酗酒浇愁。不到一年,他的知交霍桑病逝,他更加消沉,深居简出,最后加入了基督教圣公会,以寻找精神上的寄托。1869年10 月8 日他因病去逝,终年64 岁,葬于家乡康科德。
总结评论
皮尔斯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少年时期,他恶习较多,却仍得到一些乡亲的欢迎,因为他会来事;早年从政本无政绩,却能青云直上,因为他能说会道,善交际;从军时亦无战绩和军事艺术可言,但却爬上了将军的位置,因为运气好。这不是性格而是方法——两面人的方法。所以,有人批评他过于“圆通”。当权者事事过于圆通、圆滑,则是一种能力低下的表现。吉迪恩·韦尔斯在1868 年指出,皮尔斯“是一个自负、虚浮而圆通的人,他的错误和弱点毁掉了他的政府以及他的全国性的政党。”后来出任美国第25 位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说:“皮尔斯是一个能力很差,幕僚平庸,甘心作那些比他本人更坏、但更强和更有能力的人的奴性十足的工具,并引以为荣的小政客,他随时准备去做那些奴隶制的领袖们为他安排的任何工作。”
在美国,政治是游戏也是原则。在协调关系上,圆通自然有好处,但在根本问题上却很容易造成政策失误。皮尔斯在竞选总统时,奴隶制的争论已日益激烈,他要赢得选票,既不能得罪北方,又要有利于南方。因此他在接受1820 年妥协案的基础上,回避民众争论的热点问题,结果他当选了。执政后他想做两面人也做不成了,于是,便逐渐开始偏袒南方。在他将要届满时,堪萨斯问题变得非常突出。由于在这块新领地上居民可以自行决定奴隶制问题,结果,南方及北方人都蜂拥至此,争夺对领地政府的控制权。但皮尔斯打算利用其权力给南方帮忙,最后导致了枪击事件在“流血的堪萨斯”爆发。 接着,他提出要“和平解决堪萨斯”问题,但为时已晚。退职后,他已不能做两而人了,完全站到了反对废奴主义的立场上,从而成了孤老头。
政治上的两面性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在婚姻家庭上也不可能不表现,因此皮尔斯的政治前途就往往与婚烟、家庭发生矛盾。他的夫人简不赞成他从政,不喜欢华盛顿的嘈杂。对此,皮尔斯也曾想摆脱困境,曾以辞去参议员的职务来顺从妻子,但他毕竟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其仕途遇有重大机遇时,又去极力追求。所以,他竟选总统都不愿意也不敢与她直说,而他的妻子又是个有些神经质的女人。其结果,不仅使妻子不能理解丈夫,反而造成更大的误解和思想上的隔阂。特别是他们唯一的儿子死于非命之后,他的夫人更是怨天尤人。为此,她既没有参加皮尔斯的就职典礼,也未参加白宫的任何活动。这是皮尔斯政治上的悲剧,也是他们家庭、婚姻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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