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纪念

　　高攀龙墓

　　高攀龙墓几经迁葬。最初由于党祸而人心畏惧，高攀龙遗体被草草安葬在无锡县城西郊横山之麓。明崇祯元年(1628年)，东林党冤狱得以平反。皇帝钦派礼部官员来到无锡勘定茔城，准谕茔祭葬。清顺治三年(1646年)，高氏后裔将高攀龙墓迁葬于璨山之麓(河埒口高攀龙墓)。墓地形制宏伟，占地约四亩七分。墓前立石坊，正面坊楣上刻“谕茔”二字。墓道两侧列有石兽三对。后有祭台，祭台后为坟丘，正中为高攀龙和王氏合葬墓，其下左为长子高世儒墓，右为次子高世学墓和三子高世宁墓。坟前墓碑上刻“明诰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景逸高公暨配王夫人墓”。坟丘四周有石砌墓园，其上浮雕瑞兽图案。墓园内外，遍植松柏。“文化大革命”初期，墓遭掘毁。

　　现存高攀龙墓为1985年重建，墓地位于青山南麓其祖、父所葬青山茔地。墓园四周有砖砌罗城，内用石块围砌墓墩，上部有封土，前有石刻墓碑，上镌“明高攀龙之墓”。墓碑前设祭台。墓园内植青松翠柏，格外清幽肃穆。

　　高子止水

　　高攀龙去世后，家室被毁，其宅基不久即转售陈姓。清顺治十七年(1660)，其侄高世泰将原宅赎回，后于康熙五年(1666)，在高攀龙投水捐躯园池处葺屋三楹，名曰“止水祠”，成为县城中祭祀高攀龙专祠。雍正十一年(1733)，无锡地方官府勒石祠右，公布保护措施。乾隆五十四年(1789)，地方官府再次勘定池界，并颁给永禁告示，对止水遗址更加保护。

　　解放前夕，止水池、祠均告荒废，无人问津。1953年，无锡市人民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物遗址，于南门水曲巷高宅后园旧址处，凿发筑池，恢复原状，并植种花木，使旧地园池再现一泓清流。同时，由高氏裔族高运昌请郭沫若亲笔题写了“高子止水”四字，并刻石嵌置于水池岸边。1960年，邓拓亲访无锡瞻仰东林旧迹，撰有《访高子止水》诗一首，曰：“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儿男。攀友风节扬千古，字字痛心绝命辞。”“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子止水遭受破坏，池塘堙塞。1978年，原池遗址经重新清理整修，恢复昔日旧貌，水池砌有湖石假山石台，绿树成荫，花木掩映，清池一泓，倍显生机。人们临池俯视，犹觉先贤遗风尚存，格外使人敬重景仰。

　　纪念馆

　　水居苑位于无锡金城西路以南、蠡湖大桥东侧，占地15公顷。苑中主体建筑取名“五可楼”，其意既为“第五次重建可楼”，又寓含高攀龙所谓“可以望山、可以观水、可以清风送爽、可以阳光普照，可以明月作伴”的“五可”之意。

　　高攀龙纪念馆就位于“五可楼”上。入馆迎面即可见“实学、亲民、忧国，学者以天下为任”的高子精神，令人观之振奋。馆内图文并茂、泥塑和实物并存，从“高子生平”、“东林风骨”、“水居情怀”、“清遒诗文”、“天下己任”五方面生动再现了高攀龙磊落的一生。

　　园子细腻雅致，园中临湖筑有百米长廊，可遮风蔽日。同时建有工艺精湛的文化墙、高攀龙坐像。遍布全园的56块书法碑刻、9幅楹联、6块匾额浸润了高子“学问必须躬行实践”、“关注民生”的学风、“修身养心、德行为先”的品性和“廉洁自奉，当官为民”的政治主张，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这位东林先贤的高风亮节。

　　水居苑的意义不止于回顾历史，它更是一个可以领略书法、石刻艺术精华的文化大观园。水居苑入口处的“高子水居”四个鎏金大字为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手迹，“高攀龙纪念馆”馆名由著名文史评论家、中国书画界名人金开诚题写。

　　书信选

　　答袁节寰中丞(一)

　　(上)

　　(明)高攀龙

　　今天下难联者人心，难得者人才，难鼓者士气，得老公祖一点真精神不难矣。太平之涂辙，非艰危之行径，须是廓而大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博而收选，择而使又何害乎?损冗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

　　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与老公祖共此者，其地方贤士大夫乎!不审有其人否?腐儒之谈无当也。而涓埃可佐高深，故不敢以肤言而以衷语。

　　(高攀龙《高子遗书》)

　　答袁节寰中丞 (二)

　　(下)

　　(明)高攀龙

　　国家三空四尽，左支右吾之不给，孚号同于充耳，真如老公祖之教矣。以弟愚见，今天下节钺诸贤，必假以便宜，使得多方生财以自足用。若必待司农司农巳告罄，必待内帑，内帑将不继。一旦有急，无论呼而不应，即应亦后时，其祸可忍言哉!不知彼中亦有心计之人可与上下其议者否? 事穷则变，变则通。如之何坐而待毙也。

　　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 (高攀龙《高子遗书》)

　　人物评价

　　董必武：“东林

　　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著，瞻楹履阈学弥坚。”(诗中“高顾“指高攀龙和顾宪成)

　　邓拓：“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高攀龙等人是“东林一代好男儿”。

　　周炽成：高攀龙的身本论、天下一身论、身心论等继承和发挥了孟子、张载、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人关于身心的思想，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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