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盛极一时的捻军，后期为何走向灭亡呢?至少有三大因素!

　　1、清政府加强地方控制

　　清代中叶以前,由于清政府对皖北统治的忽略,行政区划长期变动不止,但却没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相反造成了清中后期清廷和官府在皖北统治的软弱和混乱。薄弱的绿营军无法控制日益混乱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整个皖北基层政权松散,整个皖北社会处于一种无序化状态。至五十年代,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地方社会处于失控状态。

　　捻军起义的中心———亳县、蒙城、宿县、阜阳一带地处当时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处。当时清政府各地方统治者对这一带都置之不管,即使在安徽省各县之间也是互相推诿。曾任颍州知府的左辅说过:“查红胡、捻匪多在两省边界,以地称`两不管\'、`三不管\'之间,离州县较远,易起玩心;及既犯法,此孥彼窜,随处窝藏,往往漏网,遂至肆无忌惮,批猖至此。”

　　陶澍曾记述“亳州接壤豫省,… …地方广野,离城遥远,不足以资弹压”;“地偏俗悍,匪徒出没期间,尤难防范”。因清朝政风日下,清朝当局也无法有效地统治乡村,捻党取代了其部分司法职能。捻首常常为人们判断是非,解决纠纷。每当地方发生争执时,捻首往往出面仲裁,仗义执言,排难解纠,因此他们被当地人尊称为“响老”。

　　“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诉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乡捻子也。因问其主人曰:`国家为民设官,其百里一县,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为?\'士人颦蹙曰:`难言也,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阍之威,狞於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谱堂有费,守侯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何如诉诸乡老,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

　　此述论表明了官方法制权威机构不能解决社会的矛盾,社会的正义得不到伸张,公平得不到保障,响老成了官方法制机构的替代者,大量的弱者只有通过响老来维护其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这种社会环境为捻军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捻军不断壮大发展。

　　随着捻军的发展,清廷逐渐重视加强对这一带的管理,1865年,曾国藩实施“重点布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的政策以后,整个捻军的社会生存环境彻底改变。

　　“查圩”的实施控制了整个基层。一方面,命令地主民团,在捻军活动地区普遍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捻军一到,即将所有壮丁、粮草、牲畜等集中进圩寨,由民团守圩,捻军不得进入,利用地方绅士掌控了地方权力,为国家权力服务。

　　另一方面,在捻军活动地区实施户口调查,凡地主绅士入良民册,与捻军有过联系,而愿意“归正”者叫做“自新良民”也入良民册,凡坚决抗清,与捻军密切合作者,则入莠民册,在外者“追剿”,在家者“法办”。

　　曾国藩的“查圩”加强了绅士对地方的统治,弱化了当地的宗族势力,基层社会秩序重新回到国家权力和地方绅士双重控制中。 1865年,清廷在皖北地区捻军原活动地区中心雉河集附近“蒙、亳、宿、阜四邑土壤相接者”,增设了涡阳县,意欲“奸匿秉其厄塞,地利遏绝乱盟,庶几谋久安毖后患” 。涡阳县的增设,反映了上层统治者在皖北基层社会重建双重政权和统治秩序的努力。可以说,清廷已经加强了社会控制,建立起了严密的权力网络。

　　2、人口与土地矛盾缓解

　　1851年中国的人口超过四亿,达到了清朝人口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当时安徽省的人口压力在全国最重,再加上皖北经济落后,手工业生产也很少,商品经济十分微弱,可谋生的手段尤为狭窄。

　　“江浙无田业者… …皆有所务,自工商百艺各量其器质年力以赴之,虽有游民,不足为害。独潍泗之间,物产瘠少,贩易不通,逐末之利,罕知其术;于是不工商而贩妇女,鬻盐硝,不百艺而开场聚博徒,甚乃习教鸠集为不轨” 。

　　潍泗只得依靠宗族势力聚捻“打粮”,于是才有了张乐行振臂一呼,捻军奋起。随着战争的进行,大量人口伤亡和流失,人多地少的状况得到缓解,流民人口大为缩减,大量的荒芜田地出现,人口和耕地的矛盾不再那么尖锐。所以,后期捻军缺乏唤起民众的手段,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参加捻军。

　　3、宗族纽带的丧失

　　捻军是以宗族组织发动起来的。宗族是结捻的纽带,宗族的扩大就成了宗族集团,与宗族武装紧密联系的是地域集团。聚族而居,是安徽淮北显著的特点,捻军的各旗大多是由大的宗族集团组成。捻党依据当地的风俗,开展一些活动给宗族和村庄之内的其他人带来了实际利益,从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一庄有捻一庄安,一族有捻一族幸,庄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难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无捻之庄则鳖矣,掠其家主或子弟,归而弔拷,谓之拉鳖,事主俛人哀恳,或索钱三五百千,其饶裕竞有至千,然后得释。由此,庄族有捻稍强悍者,众从勇之曰`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幫以资粮,纠众而捻矣。”

　　此论述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捻在当时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了捻的势力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成了当时社会权威的象征。后期捻军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宗族的纽带,皖北根据地的丧失,改变了原来依靠自然聚居所形成的宗族结合关系,也必然会相应地弱化捻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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