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救亡之道应从改良教育入手。1895年“公车上书”时主张改良政体，“废科举，兴学堂”不仅否定科举制度，还指出洋务教育的严重不足。梁启超在《学校余论》一文中就批评洋务教育“至今数十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所学者不过语句拼字文法之类，去西学尚远甚”。洋务派在办西学的过程中“虽糜巨万之资，竭数十年之力”，但成果最多“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而已。

　　维新派不仅批评洋务派的所谓西学教育粗浅平庸，“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同时也不赞成洋务派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严复指出：“体”和“用”是不可分割的，中学和西学各不相同，“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止”。认为洋务派“中体西用”学西学不彻底，“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

　　维新派主张引入“西学体用”，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改良政体。至少变“中体”为君主立宪制度，已成为当时先进人士中相当普遍的一种思潮。另一方面，有些洋务派也在总结办洋务教育的得失，郑观应在《皇清经世文三篇》第二卷《西学》中指出：“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织英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学，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他如水师武备学堂，仅设于通商口岸，为数无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洋认真学习……况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专精研究曾无一人，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

　　在维新派推动下，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光绪帝下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实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皆应及时举办。……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析复奏。

　　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甲午海战中看到日本国力的迅速崛起，深感教育的重要，他曾与美国教育家丁家立酝酿筹办新式高等学堂，效法西方培植高级人才。当他接到光绪皇帝上谕后，即向清廷禀奏：日本维新以来，提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盛宣怀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贴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挈长较短，断乎不能，职道之愚，当直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

　　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阴历十月初二(1895年11月18日)，经光绪皇帝批准，盛宣怀按照美国大学模式在天津办起“北洋西学学堂”，后来更名为北洋大学堂。盛宣怀创办北洋大学堂的思想，源于他的洋务实践活动。他在《奏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中深感“自强之道，以培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特别强调新式人才必须立足于自己培养，聘用洋人只能是暂时的、短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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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北洋的噩梦来临：1951年9月22日，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当时校友回忆：“当时对校名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因为有人说不改名是吞并，改名才是合并，因此“北洋”两个字是不能用的，于是天津大学就应运而生了。但我觉得把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我国第一所正规国立大学的名字改掉，实在不值，更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未被广大人士所认识。”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北洋大学的理学院调入南开大学，航空系调入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矿冶系分别调入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抽调采矿系采石油组并入清华大学;抽调采矿系采煤组至中国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抽调电信系至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抽调水利系农田水利及土壤改良专业至武汉水利学院(现已并入武汉大学);抽调土木工程系测量专业至武汉测绘学院(现已并入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调唐山成立河北矿冶学院;纺织工程系调出成立河北纺织工学院(今天津工业大学);化学工程系造纸专业调往天津轻工业学院(今天津科技大学)。其中原来合并的河北工业大学独立，原来因为合并而改的校名又无法恢复，并且原址被河北工业大学占用。其中调出去的专业直到今天都是其中大学的中流砥柱。原来的北洋大学的师生分散到各校去了。以后就没有北洋大学的毕业生了。

　　今天在天大的校史上也无奈地写到：“从天津大学调出的18个历史悠久、优势突出的科系，把北洋大学的优良传统带到了祖国各地，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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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北洋大学，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创办者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早年曾中秀才，后经人推荐成为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在天津经办洋务事业时，盛宣怀一直追随其左右。当时他认识到当时中国最缺乏懂技术、懂外语、懂管理的新式人才，而只会读经史、写八股的学究，在洋务事业中根本没有多大用处，传统的教育非革新不可。因此便下决心着手培养新式人才。最初他创办了一些附属于企业的技术训练班式的学堂，在短期内培养了一些具有中等技术水平的技术人员。但这些学堂在学制和课程方面都只重实用，理论和基础知识不够扎实。随着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19世纪90年代初，盛宣怀开始提出要办正规的学堂，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1895年10月2日，由光绪皇帝御批，由盛宣怀出任学堂首任督办的“北洋大学堂”(学堂初名“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立了。

　　盛宣怀对新式教育有自己的卓见。他给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的学员定了严格的规则，最明显的就是要求学员一定要精钻本专业，不可心有旁骛，要循序渐进，不容紊乱，他认为打牢知识基础很重要，决不可“学无次序，浅尝辄止”。另外，他不赞成学员单纯学习外语，认为外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学员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外语，这是他有感于中国缺少高技术人才而提出的要求，事实证明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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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2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由1887年成立的呑纳学院改建而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英文名称先后为 Imperial Tientsin University(现为Tianjin University) 及 Peiyang University。

　　1887年英籍德人德璀琳(Gustav Derting)他们在天津德租界的警察总部处後身东南一点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德国日耳曼式风格的楼房作为敎学楼，亦称为天津「博文书院」。1892年，德璀琳在外国侨民中聘请了英国皇家学院毕业生丁家立於学院中创办补习班。数年後这个班学生的知识均达到了入学水平。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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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2年1月，北洋大学堂改名为北洋大学校，直属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191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科系调整，北洋大学改为专办工科，法科移并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从此，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时代。

　　1928年，北平大学区成立，改北洋大学为平大第二工学院。大学区制不久乃改为北洋工学院。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9月10日，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教育部指令国立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今东北大学)、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合并组建而成)、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天津收复。教育部正式下令恢复国立北洋大学，著力在天津西沽北洋大学原址覆校。此後，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西北工学院和北平部(理学院院长陈荩民接受「北平临大第五分班」，建立北洋大学北平部)四校师生先後返津参加复校。10月22日，北洋大学正式复校开学，茅以升任校长，公设两院十二系。 　　1951年9月，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令，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1903年2月创立)合并，为合并後的校名一事曾发生重大分歧，经刘锡瑛(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力争，始改称天津大学，校址设天津老城南之七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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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大学从1895年至1911年共有毕业或肄业生518人，其中资送出国52人(不包括自费留学生)。该校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他们多为国家社会所倚重，对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工程、铁路交通、财政金融、政法、外交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尤以美、日、英、法、德、俄学者任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此外，北洋大学堂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保证能够实现培养高层科学人才的目的。

　　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耶鲁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五四”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

　　1899年，天津北洋大学堂的第一届学员毕业了。第二年元月，学堂颁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大学文凭。由于成绩最优，从香港考入的学员王宠惠有幸成为“钦字第壹号”文凭获得者，他学的专业是法律。1905年，王宠惠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2年，他出任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1915年张太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法律预科，但由于京师大学堂学制长，估计自己的经济条件难以支持，他就未入北大就读。

　　期间打听到北洋大学学费便宜，且预科班为期半年，他便兴冲冲地携好友一起报考北洋大学的法律预科。凭借优异的成绩，张太雷与北洋结了缘，一呆就是5年。冯海龙说，张太雷是在北洋大学培养下，思想得到了升华，从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五四前夕，在北洋大学求学的张太雷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思想。五四运动更是唤醒了中国的热血青年。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不断探索革命理论的张太雷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据《益世报》记载，五四运动期间，为抗议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北洋大学学生纷纷罢课，并组织44个演讲团。张太雷等4人组成的演讲第二团赴塘沽演讲。此时，张太雷彻底摒弃了传统中的读书是为了仕途和过安稳生活的观念，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人民而抛家舍业，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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