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威(534―623)，隋代宰相。字无畏。其家是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大族.父苏绰，西魏名臣。北周时，苏威袭爵美阳县公。隋代建立，隋文帝杨坚任他为太子少保，兼纳言、民部尚书。他建议减轻赋役，被采纳。后又兼任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苏威很有才能，历任要职，与高颎参掌朝政，齐心协力辅佐隋文帝。政刑大小，均参与筹划。文帝修订隋代典制，律令格式多为苏威所定。开皇九年(589)被任为尚书右仆射。十二年，有人告发他和主持选举的吏部官员结为朋党，任用私人，遂被免除官爵。此后，屡次起用，屡被免官。大业元年(605)，他继杨素为左仆射。三年，因事罢免，后又以太常卿、纳言参掌朝政，加开府仪同三司，颇受尊重，不久又被罢免。他对隋炀帝不敢直言进谏，遇事多承望风旨。隋末，反贼宇文化及弑炀帝，以苏威为光禄大夫。化及败，苏威降李密;李密败，苏威又归王世充。世充称帝，署苏威为太师。唐平王世充后，苏威求见秦王李世民和唐高祖李渊，均遭拒绝。武德六年(623)病死于长安。

　　苏威字无畏，京兆武功人也。高熲屡言其贤，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与语大悦。拜太子少保，俄兼纳言、民部尚书。威上表陈设，诏曰：“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以公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典，上悉从之。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因盛陈节俭之美以谕上。上为之改容，雕饰旧物，悉命除毁。寻复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书侍御史梁毗以威领五职，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之心，抗表动威。上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遽迫之!”因谓朝臣曰：“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其见重如此。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舛驳，上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为能。国子博士何妥奏威与利部尚书卢恺等共为朋党，上令蜀王秀、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治之，事皆验。上以《宋书·谢晦传》中朋党事，令威读之。威惶惧，免冠顿首。上曰：“谢已晚矣。”于是免威官爵。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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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被皇帝杀掉的大臣有很多，其中因在皇帝面前为民请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杀身成仁的能臣数不胜数;而因给自己老爸求虚名，跟皇帝耍贱邀名而丢了性命的，却仅有乾隆年间官至大理寺卿的尹嘉铨一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尹嘉铨从部级领导岗位退下来，回到故乡博野县(今属河北保定)已经整整一年了。令尹嘉铨想不明白的是，过去见了他就谦卑地称其为老前辈的直隶总督和博野县令，如今自己退休回乡这么长时间，他们却像根本不知道一样，别说主动登门问安，甚至连个照面也不曾打过。

　　习惯了众星捧月般热闹的尹嘉铨，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和深深的不自在。作为退休干部，他头上再也没有可以区别于普通百姓的耀眼光环。就连参加左邻右舍的红白喜事，村里管事儿的人也总是在他的官衔前边重重地加上个非常显眼的“原”字，这让他心里跟吃了苍蝇似的膈应和恶心。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侍奉了多年的乾隆皇帝，从山西五台山视察工作回来，途经保定，直隶总督及周边市县官员都奉诏齐聚保定署衙亲聆圣谕。

　　早就窝了一肚子气的尹嘉铨错误地认为，这是自己向当地政府部门施压，跟乡亲们显摆自己与乾隆皇帝关系密切的大好时机。尹嘉铨自忖，凭自己多年侍奉左右的情义，还有曾经編撰过皇家贵族学校专用教材的功劳，乾隆到了保定府以后，第一时间就会让直隶总督派人把他这个老臣请去叙旧。为了这个念想，尹嘉铨站在村头，手搭凉棚焦急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可从早晨直等到太阳偏西，村边官道上也没有出现尹嘉铨心中期待的那个穿了黄马褂飞驰而来的身影，倒是有几只昏鸦，点缀在傍晚的天边。到这个时候，尹嘉铨要是识趣的话就该明白，自己在乾隆心里的位置已如西沉的落日一去不返。

　　这一夜，尹嘉铨始终被自己的贱劲儿鼓舞着。甚至乾隆如何跟他叙旧的热闹场景，他都反复推敲过无数次：述说自己离任后如何心系朝廷，尤其是乾隆当着大家的面表扬自己时，自己该如何感谢乾隆的获奖感言，以及自己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他反反复复斟酌着，仅如何走台就跟蒙太奇一样倒带重放多次，着实煞费了一番苦心。按理说，犯了贱劲儿的尹嘉铨自己满可以亲自到保定署衙给乾隆皇帝请个安问声好，叙说君臣分别后的离愁别绪。就算是乾隆日理万机，但他毕竟是御前多年老臣，见面说上几句体己话，喝杯茶也在情理之中。可尹嘉铨偏偏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传统文人那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酸腐，在尹嘉铨身上完全地体现了出来。

　　自以为聪明的尹嘉铨想，趁这个机会何不上道折子，为老爸争取一下他老人家生前最想获取的皇帝赐予的谥号呢?虽说谥号这个虚名仅仅是对死者生前事迹的一种肯定，但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褒奖对士子阶层的吸引力还是蛮大的。若能上道折子再努一把力，为老爸再争取一下从祀孔庙的待遇……祭孔是国家祭祀盛典，而从祀制度则是国家对官员达到儒家圣贤标准的首肯，死后可以位列孔庙，配享国家祭祀。其实心虚的尹嘉铨也明白，为自己老爸祈求从祀孔庙，仅凭老爸的功绩尚不足以争取，启奏朝廷也仅仅是撞大运而已。尹嘉铨想到这里，差点笑出声来：这样既可以达到拜谒乾隆的目的，又可以不失自己不请自到的自尊，还可以让直隶总督和博野县令看看自己和皇帝的铁关系!尹嘉铨被自己的好心情鼓舞着，按照心里盘算好的美好愿景，连夜拟好了为父亲祈求谥号和请求从祀的两道奏折。

　　乾隆皇帝接到尹嘉铨派他儿子送来的第一道为他父亲乞求谥号的奏折，便知道是尹嘉铨为耍贱使用的小手段。乾隆耐着性子看完尹嘉铨的奏折，气就不打一处来。心中暗想：你一个腐儒竟敢不前来问安，派个毛孩子来糊弄朕，还想讨到封赏，你做梦去吧!于是，拿起朱笔批道：“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

　　乾隆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尹嘉铨还不知及时收手，非要跟乾隆的刀锋叫板，那贱劲儿上来也真是沽名不顾命!紧接着尹嘉铨又递上第二道为父亲请求从祀孔庙的奏折。这一次，真把乾隆内心的怒火给点起来了。他指着尹嘉铨奏折中“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等不逊词句，拍着几案大骂此贼如此下作、如此无耻的挟带私货的邀名行径，就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待大学士三宝挂帅的联合调查组把一纸双规公文摆到一直在家静候佳音的尹嘉铨面前时，一场为争虚名把命搭上的闹剧也算落下了帷幕。到这个时候，满腹经纶的尹嘉铨终于明白：要不是自己名利熏心，死要面子争虚名，犯贱犯昏了头，哪会有这样的悲惨结果?大理寺卿出身的尹嘉铨自然知道，平日里自己是如何让犯人招供的，一道一道的酷刑都意味着什么。等身的著作一句也不能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辩解，直到三堂会审以后，尹嘉铨按律被判凌迟处死。乾隆御批免除凌迟，改判绞立决，算是给足了尹嘉铨耍贱的面子。

　　尹嘉铨案，后人多定位为“文字狱”。鲁迅先生说，尹嘉铨案发于“不安分”，缘于“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实际上，尹嘉铨被诛，乾隆没多大责任，也与文字狱无关。尹嘉铨案给世人的昭示在于，是耍贱邀名重要，还是脑袋重要，需要自己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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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清时期，清朝的京师官场有这样的顺口溜：部是管事的,院是看热闹的。寺是办事的,监是打杂的。部自然说的就是六部，在明清时期，六部的地位确实非常高，实权也非常大。但是有两个部门例外，几乎能够与六部对抗，那就是都察院和大理寺。

　　在明朝时期，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和通政司等9个部门的当家人，被称为大九卿。也就是说，这三个官员的地位很高，几乎和六部尚书平行。大理寺是全国最高的司法审核机关，有点类似于最高法。当然，又不完全一样。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被称为三法司，具体来说，刑部负责审理，都察院负责监督，大理寺则负责审核。只有走完了这三个流程，那些犯人才能该关押的关押、该砍头等秋后处决。

　　在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父亲的官职是大理寺少卿，其实就是大理寺的二把手。至于大理寺的最高长官，则还是大理寺卿。当年，狄仁杰就曾经长期兼任大理寺卿。大理寺下辖了好几个下属机构，不得不说，大理寺的权力虽然比不上六部，但也算最有权力的机关之一。如果对各地的审判结果有疑问，大理寺可以将判决驳回。在廷议的过程中，大理寺卿也是有资格说话的，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灭亡。

　　从品级上来说，大理寺卿属于正三品，与正二品的尚书们还有一些差距。但是如果已经成为大理寺卿，那么下一步肯定是晋升为尚书。按照明清时期的规矩，大理寺卿很有可能被提升为刑部或者工部尚书。至于能不能再进一步，这个就得看个人能力了。在明清时期，有很多尴尬的情况，有的尚书大人辛苦了一辈子，但始终无缘进入内阁。而且这样的情况还很多，例如刑部和工部的大佬，一般很难直接进入内阁。

　　在明朝统治期间，还有一个官员的地位非常显赫，那就是通政司使，这也是一位大佬。通政司主管天下的公文发放和制作，也算是要害部门。一般来说，通政司使能够与其他高官并驾齐驱。但是进入清朝之后，清朝取消了这个机构。在此之后，格局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得不说，在古代官场上，大理寺卿虽然无法与内阁大学士对抗，但面对那些巡抚、总督还是有些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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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寺卿是全国三大司法长官之一，正三品。掌握全国刑狱的最高长官。置大理寺的最初目的，是因为地方官员的司法权力过大，可自行勾决死刑犯人，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为了使刑狱汇总，始置大理寺，作为复审机关。

　　简介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置，命李仕鲁为首任大理寺卿，正五品。置左右少卿，从五品;左右寺丞，正六品。十九年(公元1386年)置审刑司，共平庶狱。凡是大理寺所理之刑狱，审刑司均复详议之。为加强大理寺的权力，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升大理寺卿为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可见明太祖对这个执法机关是很重视的，据《明代典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六月，太祖把大理寺丞周志清提为卿，并说：“大理之卿，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盖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寺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 ，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命也”。

　　大理寺所掌为“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要做到“推情定法”，“刑必当罪”，使“狱以无冤”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大理寺官员选任之当否是非常重要的，据《梦余录》记载，宣德时，吏部尚书蹇义特为此事向宣宗上疏说：：“刑部、都察院，职典刑名，而大理寺尤专详谳。居是职者，必得其人。其官属，宜从堂上官精加考，庸劣不称者黜之，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责令互相纠举。违者，一体论罪。”

　　历史演变

　　大理寺作为封建朝廷最高审判机关之一。秦时称为廷尉，汉因之。汉景帝中更名大理，其后时称大理，时称廷尉。北齐置大理寺。隋承北齐之制置大理寺，唐以后的各个朝代均承前朝之制设大理寺。唐高宗、武则天时也曾一度改名详刑寺、司刑寺。

　　置大理寺的最初目的，是因为地方官员的司法权力过大，可自行勾决死刑犯人，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为了使刑狱汇总，始置大理寺，作为复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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