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是发生在明清时期的从湖广到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潮。其中，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 大规模开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为止的移民运动堪称规模最大，历时105年之久。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移民浪潮究竟是这么回事?由于其时间之长，为四川又带来哪些影响?

　　哪些人移民到四川?

　　“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地。元朝设置湖广行中书省，包括今湖南省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明清两朝虽已分省，但因相沿成习，所以仍称湖北、湖南两省为“ 湖广” 。

　　现代的四川人中有很多祖籍在湖广。民国时期的《巴县志》中记载，自从晚明张献忠“屠蜀”以后，四川当地人为之一空，外来移民中十个里有九个是湖广人。《资州志·杂编》记载：“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

　　看来，除了四川本地人，外地人以湖广居多，其他还有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移民。而湖广人在四川各县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是相当可观。

　　“湖广填四川”移民来源

　　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大，湖广人广泛分布于四川各地。早在康熙末年，从川东夔巫一带大山区到肥沃的川西平原;从成都、重庆到一些偏僻的乡村市镇;从川南的苗族地区到川西和川西北的藏族、羌族地区，无处不有湖广人的足迹。在一些州县地区，甚至整乡整村的人都是湖广原籍。陶澍在《蜀輶日记》中说：“ 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正说明了这种情况。

　　元末明初的湖广人入蜀

　　湖广人移民四川的活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在元末明初，曾发生过一场规模不小的移民活动，主要分三种情况：

　　一是躲避战乱。元至正十一年( 公元1351年)，中国爆发反元农民起义。红巾军刘福通起于颖州( 今安徽阜阳) ，张士诚起于高邮，在湖广的徐寿辉和明玉珍也相继发动了起义。元朝统治者为镇压起义，进行了血腥屠杀。居于湖广地区，特别是湖广东北部随、麻、蕲、黄一带的百姓相继逃入四川，这就是元末所谓的“避地入蜀” “避乱入蜀” “避兵入蜀” 。

　　二是跟随明玉珍部队入川的湖广人。1357年，徐寿辉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1360年，徐寿辉被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便在四川建立了“大夏国”。“大夏” 国虽为时不长，但他带来了大量以农民军身份入川的湖广人，而且多是湖广东北部之随州、麻城一带人。明玉珍失败后，这些人仍留在四川定居。

　　三是明初入川“实蜀” 的湖广人。朱元璋在打败明玉珍、攻占四川后，为了补充四川人口不足，迅速恢复生产，曾下令迁移一部分湖广人到四川开垦。嘉庆修《宜宾县志》就说：“大抵来自元明者多吴楚”人。

　　元朝湖广行省与四川行省。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当然，元末明初的这场湖广人入蜀的活动，与发生在明末清初的那场移民潮相比，好似一场宏大交响的引子。

　　张献忠入蜀移民

　　自张献忠率农民军造反开始，到康熙时期的政策性移民，再到乾嘉时期流民自发迁移并最终形成大规模浪潮，这段漫长的“湖广填四川”堪称一部移民史诗。

　　“湖广填四川”移民线路图(水路)

　　从祟祯六年( 1633) 起到崇祯十七年( 1644)，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一直转战于湖广各地。由于常年战争，张献忠部队伤亡很大。为了补充新战士，张献忠在湖广一带招募了许多士兵。

　　崇祯十一年( 1638) ，张献忠曾在湖广西北部的谷城假降于明总理熊文灿，并在驻军谷城期间，农民起义军由起初的两万人发展到十万人。

　　祟祯十六年(1643) 四月、五月、八月和十二月，张献忠曾在湖广的麻城、武昌、长沙和荆州等地区数次扩大部队。

　　张献忠攻克蕲州之后，很多“宦仆”参加农民军，被张献忠编为“新营” ，相传这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在攻克武昌时还立了大功。之后，从武昌到长沙，再到荆州，张献忠的队伍不断扩大，甚至还在湖广地区扩大了水师，建立了“孩儿军” “食婆子营” 等。

　　到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放眼全国，中原地区屡经战乱，除了四川和江南，几乎没有完好区域。为了日后能与李自成平分天下，张献忠率领大西军主力西进四川。

　　临走时，除了大批金银财宝外，数十万被强征入伍的湖广百姓也被张献忠带走了。这几十万以农民军身份入川的湖广人，除一部分在作战中牺牲外，大多数人都在四川居住下来。

　　清军入关后，顺治二年，清政府在湖北设立“湖广四川总督”一职。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在西川射杀张献忠，之后进军到成都、重庆。

　　从这时开始，因战争而进行的移民告一段落。紧接着迎来的，是清政府的政策性移民。

　　清初政策性移民

　　常年战乱令整个四川残破不堪，清军只能退守保宁，招抚流民垦荒。为了利用四川“千里沃野” 的自然条件，恢复和发展经济，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招民垦荒、鼓励湖广人入川开垦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但是初期并没有什么成效，许多百姓仍然持观望态度。康熙三年(1664)，四川巡抚张德地恳请朝廷下令让各省的督抚敦促流离在其它各省的四川绅民回川，仍然收效甚微。

　　康熙六年(1667)，朝廷开始下达更加严厉的行政令，敦促川民回川。康熙也从整治区域划分上减少移民四川的障碍。历史上但凡四川动荡，川民就会沿河而下隐匿到湖广地区，因此康熙在行政上先是撤掉湖广总督，再设川湖总督，并且在经济、政治上给予移民便利，此外还有“招民授职”都在设法吸引移民。四川人的移入人口终于逐渐增多，并且稳健发展。

　　康熙十年(1671) ，清政府并明令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 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政府又作了关于“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的规定。同年，还作了凡他省人民“在川省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分的规定。

　　著名作家艾芜在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时说，清初四川“好些地方，都没有人烟了。湖广人大量地迁进去，才把空下的地方，填满了人家村落。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

　　艾芜原姓汤，据《汤氏族谱》所载，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今武冈县)，而非麻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艾芜的祖先就是在康熙中叶“湖广填四川”的背景下，来到西蜀的。

　　朱德同志的祖先同样也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从广东韶关移民到四川的。朱德曾写过一篇回忆性散文《母亲的回忆》，开篇就有：“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

　　在清初，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湖广等人民入川的安置工作是十分鼓励的。

　　城迁徙入川路

　　随着四川人口的充实以及生产的恢复，约从康熙五十年起，朝廷就不再鼓励移民入川。然而统治者没有想到，这场大规模的移民仍然没有停止，甚至到了乾隆时期还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康熙时期移入大约155万人，雍正时期限制流入，到了乾隆时期，由于一味放任，连带着嘉庆时期，一共流入400多万人口，造成了严重的人口过剩。

　　清代前期四川的移民迁入与分布(1776年)

　　不断增加的移民中，无业流民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为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影响。为了遏制移民人口，清政府又开始出台整顿流民政策、实行保甲制度等，甚至查封了由湖广人修建的湖广会馆。这些措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入川移民数量，但也使得由流民组成的民间组织变得更为隐蔽。他们散居于四川各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行踪遍及整个川东北和川西北地区。他们甚至会自制武器，攻入县城，捣毁官役衙门，组织抗捐、抗税、闹赈、抢米、抗官、抗击清兵等活动。乾隆末年，他们还与白莲教汇合，形成强大的反清力量。曾经为恢复生产而一手主导的移民活动，就这样成为了清代的一大社会症结，这是清统治者没有预料到的。

　　湖广人为何自发入川?

　　为什么这场移民会一发不可收?除了政策原因，湖广人自身也有着不同的苦衷和打算。

　　清朝初年，湖广地区数十州县经常性的发生水灾、旱灾、蝗灾和疽疫，造成大量灾民不得不逃亡外地。康熙二年，湖北武昌等十八个州县发生大水灾，康熙六至八年，湖南衡阳连续三年大旱，康熙十年，石首、武昌、均州、枣阳等二十个州县先后发生了水灾、旱灾和瘟疫，而湖南邵阳一带则发生了旱灾和螟灾。时人有诗云：“去年火云飞，乃在五六月。螟贼复乘之，百里同焚戮。斗米十数钱，向售何由速，即令价不高，民穷日以整。”

　　一般来说，逃荒总要选择比较容易谋生而且路程较近的地方。四川，上有优惠政策，下有近距离地利，简直是最优选择。雍正、乾隆年间，湖广人因灾荒逃往四川的情况一直在发生。他们一般都较顺利地获得了土地，或者耕种，或者以小贩营生，生活相对安定。

　　说起来，回锅肉这道菜就与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有关系。背井离乡的百姓，生活艰苦，逢年过节祭祖时才舍得煮大块的肉。死人祭过了，东西不能浪费，煮肉汤里下点萝卜白菜，肉块切片回锅快炒，成就了回锅肉这道让人垂涎欲滴的家常菜。

　　除了逃难，也有一批手工业者和商人是主动选择来到四川。

　　清朝初年，随着四川经济逐渐恢复，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应发展起来。四川与湖广地区有长江相连，交通十分方便，所以不少湖广人相继入川从事手工业劳动和商业贸易，并且在四川定居下来。

　　到了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年间，那些曾经入川做小买卖的湖广人，已逐渐办起矿场作坊。据《遵义府志》记载，清初在四川的泸州、合江、叙永一带就已有“闽、广、楚、蜀之人烧窑种靛，贸易其间” 。在四川的璧山、荣县、汉州( 今广汉县)、德阳、什郁、丹棱等许多州县，有不少乡村集镇上都建有湖广会馆和禹王宫、三楚宫等庙宇建筑。这些会馆都是湖广商人投资修建。

　　清人吴好山的《竹枝词》就体现了会馆中的移民文化：

　　秦人会馆铁桅杆，福建山西少者般。

　　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

　　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

　　新鲜翻来嫌旧样，落成时节付僧家。

　　“秦人”是陕西移民，他们用“秦腔”大大地丰富了川剧。另有嘉庆年间定晋岩樵叟的《竹枝词》：

　　苏州馆卖号馄饨，各样点心供晚餐。

　　烧鸭烧鸡烧鸽子，“兴龙庵”左如云屯。

　　经年辛苦和安顿，各方移民一洗背井离乡的愁云惨雾，过上了劳逸结合的生活，从此扎根在了秀丽的巴山蜀水。

　　四川的湖广会馆

　　“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意义

　　清初以来的“湖广填四川”，显然会对四川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繁荣产生着深远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

　　汉唐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经常呈现由北到南的格局，而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 移民运动，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 大移民的先例。不仅如此，清初的这场“湖广填四川”活动，不再是战乱、政权更迭所导致的被动性移民，而是在一系列鼓励性政策支持下的自发性经济移民，把我国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格局和规律表现得十分充分。

　　“湖广填四川”令四川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都发生巨大变化，更是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文化进行了一次重塑。随着移民而去的“下游与南方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四川形成了十分具有特色的巴蜀文化。今天四川的人文特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居民性格的形成，还有享誉中外的“川菜” “ 川酒” “ 川戏” 等，无一不是在这次移民运动中打下基础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说起湖广填四川，大部分人只是听说过这个名词，却并不了解其中的具体含义。为什么四川会成为大家迁移的目的地?外来移民就只是限于湖广?关于历史的问题，我们也自然需要用历史来解答。

　　湖广填四川，指的是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前后跨越100多年，外地各省向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虽然以“湖广”作为名称指代，但事实上，当时的移民并非只来自于湖广地区。据史料记载，移民来源还包括了云南、贵州、浙江、福建、广东、陕西、江西等地，而湖广所占比例最多，因此通常称这次移民为湖广填四川。特别说明，当时的湖广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并没有包含广东。

　　我们先来解决起因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历史上移民活动虽然时有发生，但是如此大规模的也实属罕见。而四川作为本次移民的目的地，又是为何?这一切就要说到明末清初所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后遗症了。

　　这期间发生的大小战争不计其数，而在四川这片土地上，尤为显著。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发动叛乱，并且攻占了重庆。明朝军队前后历时三年之久才平定叛乱。而更多的农民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更是成为明军的心头大患。

　　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都将目标瞄准了四川地区，四川地区也就成为了主要的战场。根据史料记载，在四川境内发生的各种战役，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波及面甚广，给四川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特别是张献忠，在众多的史料中，他都被形容成一个“杀人狂魔”，在四川境内大肆屠杀。不过，这一点在历史学上还存在着争议，这里也不再展开。

　　而不仅仅是这些农民起义军带来了战争，在明朝灭亡之后，清军同样四处征战，自然也包括四川。而且对于四川军民的抵抗，清朝军队采取了血腥的镇压屠杀政策，这样的结果自然就导致了四川地区灾难的进一步加重。而清朝正式一统天下之后也并不太平，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也波及到了四川地区。

　　而在战争之外，引发的后遗症，也让四川地区饱受折磨。首当其冲的就是饥荒，灾民食不果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景象。而战争之后，由于尸横遍野，自然也就引发了瘟疫的传播，而这就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人口缩减。众多史料当中还提到了虎患，由于战争的缘故，四川到处荒无人烟，虎豹横行，攻击食人事件时常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四川地区人口仅为50-60万，为历史最低。在经历了如此众多的苦难之后，四川地区可谓百废待兴，急需要获得外部的支援，以求重获生机。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人口问题，于是在政府的号召之下，全国各省的外地人，开始大规模迁徙入川，湖广填四川逐渐展开。

　　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入川，政府自然就需要提供优惠政策，否则又如何吸引大家?具体表现上，在耕地所有、赋税收缴、农耕用具提供等方面都有相应的政策。很多因为战乱而逃离的民众选择了回归故里，一些无路可走的外省人也选择了移民。还有一些商人发现了这其中蕴藏的商机，将更多的资源引入到了四川。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出于自愿的原则，而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却是被逼无奈。

　　因为政府给各省官员都下达了任务指标，对于引入移民更多的官员，还会有相应的奖励政策，所以就出现了逼迫民众入川的情况。官员们对民众进行强行抓捕，然后统一押解入川。当时入川，由于陆路交通不太便捷，更多的还是采取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重庆就成为了移民最先抵达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重庆成为了移民们重要的定居区域，这里也成为了更多移民向更广阔的四川地区进行“二次移民”的起始之地。

　　而随着入川移民的不断增加，四川地区的整体人口也迅速增加，同时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也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令人意外的发现。比如，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四川官话其实是外地移民带过来的，这些从清朝前期开始进入四川的移民，带来了他们的方言，和当地人杂糅混合，从而形成了如今的四川话。

　　甚至如今重庆人引以为傲的火锅，据传也是当时入川的移民所带来的。因为一路上条件有限，只能将所有的食材放在一个锅里烹煮，而这就是火锅最初的原型。好吧，重庆特色的麻辣火锅，应该还是在后期才形成的，不过这时候的重庆人，应该大部分也是当初移民的后代了。

　　到了移民后期，入川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众多不明真相的民众认为入川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于是纷纷背井离乡选择入川，甚至导致当地耕地无人耕种，人口开始缩减的情况发生。于是，政府也对移民政策进行了限制，但是始终摇摆不定。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嘉庆初年，这场规模浩大的移民运动才逐渐停息。

　　而移民入川之后，又会经历怎样的发展和变化?各种会馆的产生，或许就能够很好地进行解答。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人口迁移事件，简单的理解是，四川人口稀少，从湖北、湖南、广东迁移人口到四川，以填补当地的人口数量，提高生产力。

　　相信很多人是上面的这种认识，更有甚者认为张献忠当年进川屠杀四川人，导致人口锐减，才有湖南、湖北、广东等几个省移民四川的故事发生。其实根据大多历史学家的论证，湖广填四川有下面几个重要的内容：

　　1.湖广填四川并不仅仅发生在清朝，而是经历了明、清数百年时间的迁移。

　　南宋末年(公元1200多年)，四川军民参与长期的抗金战争，后来又与蒙古军队展开了50年的争斗，期间蒙古军曾三次攻入成都，直到南宋灭亡，元朝建立时候，四川人口已经从南宋末年的近1000万人口锐减到南宋灭亡后的60万人(1282年)，仅剩下10%还不到。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

　　整个元朝近100年时间，由于没有组织迁移，四川人口没有多大的变化。

　　到了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红巾军领袖徐寿辉旗下大元帅明玉珍率领的湖北地区农民军十几万人进入四川，后被朱元璋所灭，这些湖北来的军民算是第一次填四川。

　　明朝开始，湖广地区大量农民迁移到四川，到了1381年，明朝建立仅十几年时间，四川人口就增加到了146万人，明朝也有连续移民，不过直到明末1644年，四川人口也只恢复到400万人，经过300多年的元、明统治时期，四川人口只恢复到了南宋末年的一半不到。

　　明末清初，张献忠、李自成、清军以及后来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30年间经历长期战争加瘟疫等自然灾害发生，四川再次遭遇了人口锐减，据官方统计，1668年(康熙七年)，四川省会城市成都只剩下七万人，四川全省人口约60万人，比明末400万人锐减了340万人，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四川土地上几乎荒无人烟。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

　　也正是这年起，康熙发动全国十几个省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移民潮。

　　2.康熙年间达到高潮，政府给予多种政策支持。

　　为了填补四川人口，康熙颁布了多项优惠政策：(1)凡是愿意入川者，给予永久性土地，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世代人的命根子;(2)入川者，均准予入籍，不用担心身份户口问题;(3)其他各省及地方政府人口迁移与政绩挂钩和升迁，这跟现在大家追求GDP有异曲同工之妙;(4)移民垦荒地亩(即新开垦的荒地)，五年起才开始征收税赋，也就是说老百姓自己新开垦的荒地，五年内所有收入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国家不征收任何税收。(5)、鼓励生育，对于移民后出生的人口，不管多少不加收任何赋税。

　　这些政策，在现在看来仍然不过时，分给土地、解决户口、鼓励生育、见面赋税……，看着很眼熟似不似?

　　正是这样，康熙年间迎来了移民高潮，这段时间移民数量达100多万人。

　　3.湖广并不单单指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参与迁移的省份多达十几个。

　　参与康熙年间移民四川的有湖南、湖北、广东(以上三省简称“湖广”)、陕西、河南、山东、云南、贵州、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山西、甘肃等十几个省，其中以湖广地区移民最多。

　　历经几百年的人口迁移，四川真正的土著民已经极少，更多的是来自其他十几个省的混合居民，形成了今天四川人口的主要结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根据考证表明，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移民路线图

　　移民原因

　　1.宋金之间战争

　　在四川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四川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四川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四川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税收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2.农民起义

　　刘福通起义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四川，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四川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明末清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3.清初战乱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4.瘟疫灾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5.张献忠屠川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移民图

　　入川规模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四川南川县(今属重庆南川区)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移民(木刻)

　　移民分布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县)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第九，潼南县。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向氏家族迁往潼南，铜梁等区县，此外南充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入川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

　　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掏水沟插占务农。

　　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

　　移民纪念

　　湖广移民文化公园

　　2015年8月7日，我国最大移民文化公园——“湖广移民文化公园”在麻城竣工。

　　该公园总投资12亿元，园内主要建筑有祭祀大殿、移民家谱堂、湖广移民博物馆、思乡台等。目前，湖广移民博物馆从湖北、四川、重庆、台湾等地，征集湖广移民后裔家谱2000多册。这些家谱将陆续入藏湖广移民博物馆，并全部录入数明末清初，长江中下游的苏、浙、皖、赣等10多省区的民众向湖广地区移民，其中江西移民占90%。江西移民大量涌入麻城，麻城移民则迁往川、渝等地，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民间传说和很多史料都说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期间杀了成千上万的四川人，导致了清朝时期的“湖广大移民”。持此观点的人都是源于一本叫《蜀碧》的书。其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也就是说专门给皇帝写书的。按照儒家主流思想农民起义一般都被称为寇或贼。身为天下主人的满清，彭遵泗不写满清的文治武功，写满清人的屠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出于统治阶级稳定民心的考虑，彭遵泗在此书里制造了张献忠屠四川的伪证。

　　依据历史常识来看，自古以来四川历来就是全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秦灭六国、刘邦建立汉朝、隋统一中原，无不以四川作为根据地而展开。身为大西政权的领导人张献忠不可能不知道四川的重要性，在四川建立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退则可割据一方。

　　一些史料记载：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张献忠建国之后的施政，却不是大开杀戒，而是拼命招徕四川的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命令作为政治号召。建国二年后局势未稳，满清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张献忠不去抗击清军，反倒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就算张献忠愚蠢至极，把六百万四川人杀得只剩下七八万人，这何以能够抵挡清军侵略?如果说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主张屠杀四川人，真的没有理由。

　　但满清人就不同，满清有足够的理由屠川，其一，杀四川人以立威，让皇权震慑民众，不敢反抗，因为四川人富有血性，不屈不挠;其二，杀人灭口，斩草除根，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难看出清军屠杀四川已是蓄谋已久。

　　根据现有掌握的材料，满清在四川大规模的屠杀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豪格率领清军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余所，斩首数万级。”这样来说清军对待四川的军民是一律斩杀。

　　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四川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清军在击败四川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事后满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清军所到之处杀人成魔。

　　相比前两次，清军第三次屠川更为严重，得到了满清统治者的怂恿。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满清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广大中国平民的疯狂杀戮。其中比较典型的屠杀事件如令人毛骨悚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江阴八十一日”等大规模杀戮。此外，满清军队还在其他很多地方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鲁迅说过：“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

　　但是，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至今却有一座张献忠家庙。据说大西王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梓潼人出于对大西王的崇敬，称七曲山张献忠家庙曰“太庙”，为遮避耳目，又称“大庙”。后来，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毁像。其后，又有人重塑张献忠像，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如今的塑像，是近年才重塑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形成原因

　　宋金战争

　　在四川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四川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四川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四川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税收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农民起义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四川，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四川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明末清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清初战乱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迁移详情

　　麻城移民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四川南川县(今属重庆南川区)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入川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

　　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掏水沟插占务农。

　　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移民文化

　　第一，湖北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移民分布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县)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第九，潼南县。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向氏家族迁往潼南，铜梁等区县，此外南充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正面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

　　负面影响

　　然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

　　资源破坏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物种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据说，有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历史背景

　　四川移民

　　据《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

　　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

　　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

　　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

　　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

　　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

　　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移民措施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

　　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陕南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

　　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到陕南山区的开发进程。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赋税，清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经济措施，以增加战乱地区人口。

　　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的多少与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康熙时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规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些优厚的招垦政策及陕南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无疑对人口密集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亦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内拉外推之下，故继“湖广填四川”之续，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当然，陕南在清代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低，地租极轻，这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相应赋税沉重地区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

　　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