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师爷作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作为清代各级官吏处理政务公事、行使管理职能的智囊和代办，横空出世，横行天下，既是中国幕僚制度演变发展的结果，更是特殊的地域环境、特殊的人文基因和特殊的社会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文风炽盛，人才辈出。绍兴古称“荒服”之地。大禹在此治水毕功，地平天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绍兴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秦始皇巡越，祭大禹，立刻石，教化民众。汉时马臻筑湖，使绍兴风调雨顺，山清水秀，“俗始尚文”、“俗始贵士”。晋室南迁，士人平民纷纷相随，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族南迁和多民族融合，绍兴因以“俗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文风由此焕然，经济益加兴旺，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繁荣景象。隋唐时期，越窑越纸名闻天下，丝绸茶叶异军突起，山水风光和美如昔，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俗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人文由是更加兴盛。两宋时期及至元明，文风更为灿然，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动人局面和上至士大夫，“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文风，使绍兴成为了名人辈出的“名士乡”。以文武进士为例，今之绍兴市境之内，就多达2238名，其中的文科进士中，唐12名，五代7名，宋618名，元24名，明560名，清744名。绍兴师爷正是在这种炽盛文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无疑是绍兴成千上万“名士”的优秀代表。

　　二是人地矛盾，生活艰辛。绍兴历史上堪称“鱼米之乡”，但由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期间中原汉民的三次大南迁，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宋时，“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大大地加重了绍兴耕地的承受负担。根据王振忠先生的研究，“早在16世纪末，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就已经达到了极限。”晚明时绍兴人祁彪佳说：“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到了清代，绍兴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579.55口，居全国人口密度的第三位，人地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起来，以至“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穷则思变，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计，便将视野转向了耕种之外、地域之外，想起了手工业、商业、借贷救贫等办法，动起了扬己之长、外出谋生、为人作幕等脑筋。

　　三是科举难就，功名诱人。崇尚读书、追求功名，是绍兴的传统社会风尚;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的奋斗目标。逮及清代，这一风尚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举业射策。约十家坐一塾师，四隅内外攻制，举业者云集别业，子弟发未蓄，便能开笔成文，辄采芹藻，或再试。童子不利即弃文就武，习韬钤弓矢”，从而出现了“中式虎围者每科多至十余人，少亦不下五六人”的情形。据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绍兴“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从顺治三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646-1774)，绍兴府的举人数达656人，占全省总数的15.5%”;本籍人本地考取的“进士数也多达505名”，“居全国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这些数字的背后，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竞争激烈，一个绍兴人要考中进士、举人，比起其他地方来，要困难得多。第二，励志效应，如此众多的人中进士、举人，刺激了更多的人们去苦读书。第三，官职有限，不少中进士、举人者不得不做“后备干部”，先为人作幕，再等待机遇。第四，另辟蹊径，更大量的读书人因过不了科举这座“独木桥”，而另辟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经商。

　　四是亲缘认同，形成“声气”。绍兴人特别讲求包括乡缘、血缘、师缘在内的亲缘关系，它们大量地被记录在师爷们的书牍当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师爷许葭村的229篇《秋水轩尺牍》与龚萼的186篇《雪鸿轩尺牍》。乡缘除了老乡之间的互相提携推荐之外，很重要的，是还有遍布各地的绍兴会馆。这些会馆不少具有“准师爷之乡”的性质，有的还举办专门培养师爷的幕学训练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儿女联姻等血缘关系，自然是师爷群体中最重要、最亲密、最有用的一种亲缘关系了。这种“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的亲缘关系，是绍兴师爷群体形成、兴起、发展的重要原因。

　　五是时势需要，应运而生。第一，满族在准备入关、入主中原、统一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依靠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就为汉族幕僚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国家政策上的可能。第二，清朝实行“科举为利禄之途”，“得之则荣，失之则辱”的政策。但是，僵化的科举制和频发的文字狱，致使整个社会思想保守、万马齐喑。在这种情况下，科举优胜者虽被委以重任，但不善处理各种政事，只能依靠那些没有死读书、了解社情多、处事能力强的幕僚。第三，西方文化的东渐、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清朝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不安当中。为了应付这种复杂局面，客观上促使各级官吏招揽更多的幕僚人才，为己所用。时势需要英雄，时势造就英雄。正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的时代背景下，绍兴师爷应时对景、应天顺人，登堂入室、登台亮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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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肇始于明，盛行于清，没落于辛亥革命前后，自始至终，在我国封建统治机构中活跃了三四百年，声名扬及国内外，成为中国封建官衙幕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各级地方行政官吏、绅士、商人等群体，共同操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 面，成为封建专制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作用显著。

　　绍兴具有培养与造就师爷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从此业者，大抵为家道中落、无缘取仕之士。一般师爷至少须攻读3年“幕学”，并须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 计谋的机心与撰拟官方文字的功底。师爷虽非幕府职官，但各级军政主官每每受其制约，多 有左右首脑之力。?

　　师爷，为旧时官署幕友的尊称。古代将帅带兵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称“幕府”。以后相沿成习，幕府即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代称，甚至其军政大员本身亦称幕府。同时，军政大员所延揽帮办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也就获得幕僚、幕宾、幕友等相应称谓;民间，自清朝起，一概称此类幕僚为“师爷”。师爷在幕府中为幕主或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师爷无官衔职称，仅受聘于幕主而并非行政委任。幕主称师爷为“老夫子”、“西宾”，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彼此虽以宾主相待，实系雇佣关系。

　　绍兴人入幕为僚由来已久，明朝一代已有不少越人学律作幕，并闻名于世。当时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王士性《广志绎》)。“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顾炎武《日知录》)。嘉靖年间被誉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为典型的绍兴师爷。《明史》载：“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掌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 ”为进剿倭寇，徐渭常为胡宗宪出谋献策。《明史》云：“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足见他就幕5年，政绩卓著，堪称绍兴师爷的早期代表人物。

　　绍兴师爷在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顺治、康熙之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所谓“无绍不成衙”即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反映。沈文奎可谓当时绍兴师爷的代表。沈文奎，会稽人，23岁时只身北上游学。天聪三年(1629)冬，被后金八旗兵俘于遵化城，旋即迁徙沈阳，入选文馆，开始为清军入关献谋设策，渐为皇太极看重。六年八月，皇太极召见沈文奎等，赐以肉食，面询对明言和等朝政大计。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策略，多被采纳且付诸实行，绍兴师爷由此崭露头角。

　　绍兴师爷的崛起，当然并非凭借个别绍籍师爷的功绩名望，而是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目的网罗特殊人才的需要，以及从事师爷职业的绍兴人士的整体素质。绍兴向为文化之邦，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具有作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师爷为业者多系绍兴人，诚如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中所云：“吾乡之业斯者，不啻万家。”

　　纵观绍兴师爷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发展轨迹，大致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雍正、乾隆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从巩固封建政权、平定边疆叛乱以及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措施，从而为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事、进入各级衙门创造了条件。而绍兴师爷也乘当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机，凭藉自己的聪明才智，纷纷投身官府，并得到各级行政官吏器重而地位日隆。邬思道为这一时期师爷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官场经验，不仅赢得幕主田文镜的宠幸，且为雍正帝所看重，从而成为绍兴师爷公认的祖师爷。

　　《清代野史》载，邬思道，字王露，绍兴人。他自幼好读，但科举不第，遂“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他先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为河南巡抚田文镜“罗而致之幕下”。一日，“邬先生谓文镜曰：‘公欲为名督抚耶，抑仅为寻常督抚耶?’文镜曰：‘必为名督抚。’曰：‘然则任我为之，公无掣我肘可耳。’文镜问将何为?曰：‘吾将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见，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镜知其可恃也，许之。则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镜名，上之。盖参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系雍正帝的元舅和功臣，官至大学士，然其“恃功不法，骄恣日盛”，因此雍正继帝位后，极想翦除而苦于“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邬先生固早窥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结果雍正帝借刀杀人，“隆科多果获罪，而文镜宠遇日隆”。不久，雍正帝获悉邬思道在田文镜幕中，常在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这就使以邬思道为代表的绍兴师爷身价百倍，为各地督抚所瞩目。及田文镜卒后，“邬先生去大梁，他督抚闻邬先生名，争以厚币聘之”。并由此引得各地督抚争相聘用绍兴师爷，他们希冀借助绍兴师爷的才能机智，获取仕途上的进展，从而为绍兴师爷的广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机，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外通商，西方文化东渐，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级行政官吏必须广泛辟用幕僚方能适新应变，这就为绍兴师爷的进一步壮大提供新的机遇。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地方实权派，为扩充自身势力，以遂一己之图，趁机招兵买马，网罗谋士，如此，便为绍兴师爷投入封疆大吏帐下，创造了又一个机会，从而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二次高潮。

　　是时，绍兴师爷以处事灵活、练达、圆通，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例如，会稽县秋桐豫(又名秋墅，号称“秋青天”)为东三省总督的师爷，会稽县章士杰(字桂岩)为曾国荃的师爷，会稽县马家鼎(字调生、号梅卿)为张之洞的师爷，山阴县程埙(字荫棠、又字伯雅)为左宗棠的师爷。更有山阴县娄春藩(字淑生)先后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杨士骧、端方、陈夔龙的师爷，一生备受礼遇，任李鸿章师爷时，凡折奏、刑钱、河工、盐务等要公，均非娄不办，足见其权位之高。绍兴师爷擅于深谋远虑，以其聪明才智，效忠幕主，不仅巩固壮大幕主的地位权势，也为削弱中央集权统治、形成地方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绍兴师爷的势力发展至于鼎盛，为中央和各级行政官吏所瞩目与重视。

　　清末，绍兴师爷逐渐衰微以至没落。

　　其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政府也高唱“变法”，推行“新政”，陆续颁布并实行一些“改革”措施。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期间，清朝政府整顿官僚政制，相继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等地的巡抚衙门，削减了一些重叠和虚设机构，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各级官吏的裁减，迫使大量绍兴师爷离开官场另谋出路，他们的活动和影响因之弱化。

　　同时，由于清朝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校、奖游学等，使办学堂和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宣统三年(1911)，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达5万多所，有学生100多万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仅留日学生达8000多人。国内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以及各地留洋学生，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他们用在国外或新式学堂中学到的知识武装自己，逐渐取得政治舞台上的优势，从而极大地冲击并削弱了绍兴师爷在清朝政坛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官僚政制和提倡新型文化的氛围中，清朝政府号召各地司法独立，在北京设立大理院，各省设立高等厅，各府、县设立地方厅，审理讼事由法院专事司职，同时，起用归国留学生和各地法政学堂、法政速成班、养成所的毕业生，充实各级衙门，并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绍兴师爷的传统审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专门人才取代刑名师爷，从根本上动摇了绍兴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基础。而且，由于此类法政学堂、速成班、养成所除专授法律专业知识外，还兼修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学科，这类毕业生便得以其所学之博而广泛渗入行政机构的各个层面，使绍兴师爷师徒相授的钱谷秘诀逐渐归于淘汰。随着绍兴师爷刑名、钱谷两大优势的渐次丧失，其群体土崩瓦解，其作用和影响也就由衰微而趋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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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看清朝的影视作品，县衙之中除了县令之外，还会坐着一个叫做师爷的人，而这个师爷其实并不是公职人员，他们都是县令自己聘请来的。慢慢的师爷这一职位也成了清朝官员的标配，基本上一般的地方官员，都会重金聘请一位师爷，来帮助自己处理公务。到了最后，由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大多是绍兴籍的，师爷也叫做绍兴师爷，那么为何绍兴会出那么多的师爷?

　　首先来说一下师爷这一职位的作用，就拿县令来说吧，在清朝，一个县衙也就那么几十号的人，县令一人不仅要管税收、政务、治安，还要顾及农桑、水利等，所以说清朝的县令是十分忙碌的，不像现在，一个乡政府的建制都比过去的县衙人多。而面对这些公务，县令一人是显然处理不过来的，所以县令会在社会上找一些精通财政、法律等专业性很强的人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而那些科举不中但办事能力强的人就成了首选。

　　而为何绍兴这个地方自古“特产”师爷呢?这就要从绍兴这个地方的人口变迁说起了。在秦汉时代，南方尚属蛮荒之地，可是经过了西晋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北宋的靖康之难，这三次变故使得北方的人口大量的南移。而作为鱼米之乡的江左地区就成了首选，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就算是物质丰盛的绍兴也承载不了了，所以慢慢的绍兴也变得困难起来了。但是穷则思变，绍兴人不仅勤劳，而且还好读书，所以一些没有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便将自己的知识用在帮助官员处理政务上，也算是一技之长。

　　其次，绍兴能有这么多的师爷，和绍兴的浓厚的文化气息分不开。都知道明清的时候，每年考取的新科进士大都出自于苏杭地区，浓厚的文化气息，让这里的人从小就对教育十分的注重，所以私塾遍地，幼童出口成章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而绍兴成为了最为突出的地方，在明朝绍兴的进士数量为五百六十人，到了清朝就成了七百四十名。有这么多的榜样，让绍兴人变得特别爱学习，但是吧，每年一个地方的录取率就这么多，其他落榜的考生不是说学问差，只是绍兴这个地方竞争太激烈了，所以没考上功名的人，为了生计，就去做了需要很高文化的师爷。

　　最后，绍兴师爷多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宗族的力量。看过《乔家大院》的人都知道在清朝末年有着晋商，而晋商这个地域性极强的商业集团，很多都是靠着一个宗族方才发展的这么大。一般他们都是子承父业，兄终弟及，一门的人基本上都是干一个生意的，这就很像现在的家族企业。而绍兴师爷也是这样，他们一般的话也是父亲教儿子，兄长带弟弟，最后整个家族都会从事这一个行业。所以，绍兴师爷在很多地方遇到的话，两人一说的话，没准可能还是同门的兄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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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绍兴人”会更多的充任“师爷”的角色呢?

　　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山川形胜，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优越，历史文化深厚。自东晋起，这里就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多有文人学士聚居于此。中国封建社会信奉“学而优则仕”，读书人的才智只能献给帝王，绍兴人自然也热衷于走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仕途。于是一代一代，绍兴府中进士的有744人(其中山阴、会稽两县625人)。

　　当然，能够在科举中踏上仕途出人头地者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在谋求仕途中被淘汰出局。加上清雍正年间因“文字狱”，曾一度下诏连续7年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使浙江尤其是绍兴的读书人受到重大打击。于是那些科举场上屡试不第，自觉得仕途无望的许多绍兴人，便被迫放弃举业，或转而学商，走聚财致富之路，或转而学幕，走充当师爷、替人佐治之路，经商和游幕遂成为绍兴人谋生之道中除了从事体力劳动的的农工之外的两大“热门”。 那些过去的师爷们不可能像当今的律师或某些专门人才。

　　那样，通过大众传媒来宣传和推销自己，他们主要依靠同族、同乡、师长、亲友等有特殊关系的官员推荐而获得幕席。

　　好在绍兴府所出的进士特多，京官、外官中都有不少绍兴人。这些官员或者自己带上可作幕友的同乡、亲友赴任，或者推荐给同僚同事，而获得幕席者又提亲携友，把有类似境遇和才智的朋友或同窗介绍出去当幕友。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域人际条件，使得绍兴一带的幕友逐渐走向全国。加上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善于谋划和辞令买，这些宜于作为智囊人物的自身素质条件，使得他们易于适应幕僚生涯，并且干得相当出色。他们互通声气，上下其手，构成网络，且幕学的授受一般都是在亲友古旧中进行，久而久之，便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形成“绍兴师爷”这一庞大的职业群体，甚至有“无绍不成衙”之势。

　　实际上，清代各省读书人都具有当一名师爷的才能及可能性，而清代的山东、四川、江西、江苏等省也都出过不少“名幕”，不过总的来说，长江中下游及钱塘江下游地区是全国各衙门师爷最主要的供给地，其中又确实以绍兴人最多。于是乎，逐渐的，“师爷”与“绍兴人”就连在了一起!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绍兴师爷”真的和有本事么?那是当然。绍兴师爷擅长舞文弄墨，城府极深，能翻云覆雨，几个字可扭转乾坤，故有“刀笔吏”之称。

　　1689年，康熙皇帝亲临绍兴大禹陵祭禹，文武官员在禹庙台阶上列队行九叩大礼，康熙最前，官员们按官职大小前后排列，在行礼中，浙江藩台不慎将朝冠掉落，被(前排的)将军瞥见，将军与藩台素来不和，事后便向朝廷参奏。按清朝律法，朝冠落地乃对圣上的大不敬，罪责严重。吏部下令要浙江巡抚查复，浙江巡抚有心保这位掌全省财政大权的同僚，但又不敢得罪满籍的驻浙八旗最高长官的将军，于是秘密召来众多绍兴师爷，出高价求两全其美的复章。一师爷在听了巡抚叙说后，稍加沉吟，拟出八字妙文，曰：“臣列位在前，礼无后顾。”这复章对将军全无得罪之处，又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且言外之意，若将军看到在后面的藩台掉冠，则必后顾，乃属不敬。朝廷接到这个复章，只好不了了之。 事后，这位绍兴师爷获得一字一千两银子的高额报酬(实为九字，但第一字系自称不计酬)。

　　晚清，绍兴师爷中能人辈出，官吏争相聘请，最负盛名的，有革命先烈秋瑾的曾祖秋桐豫受聘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章士杰受聘于两江总督曾国荃，马家鼎受聘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程壎受聘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特别是号称一代名幕的娄春藩，先后被李鸿章、袁世凯、端方等六任直隶总督相继聘用，可谓权威高矣!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对部属十分挑剔，然对娄春藩却十分尊重，凡奏折、刑钱、盐务等皆委娄办理。其时永定河常有水患，娄经多次实地考察，查明泛滥原委，为李鸿章制定出一个治水计划，河患大减。在他主持总督府文案期间，直隶省无冤狱发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督署同僚皆闻风而逃，娄春藩独留不去，苦撑局面至事平。庚子和议后，李鸿章拟保奏他出任京官，但被他婉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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