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叡，字元仲，丕长子。母甄氏，本袁绍中子熙妻。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攻灭公孙瓒后，熙出为幽州刺史，甄氏留邺。建安九年（204年）八月，操攻克邺，甄氏为丕所纳。叡生而操爱之，“每朝宴会同，叡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延康元年（220年，即黄初元年），叡年十五，封武德侯。黄初二年六月，丕赐甄氏死。叡因母诛，未得立为太子。直至黄初七年（226年）五月，丕病重，始立叡为太子。丕死，叡即帝位，是为魏明帝。至叡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叡死，共统治魏国十二年半，寿三十四岁（生于建安十一年）。

　　曹叡原来不曾交接朝臣，也不过问政事，平日只研读书笈。即位后，群臣想望风采。过了几天，叡单独召见侍中刘晔，整整谈了一天。刘晔出来后，众人问他对皇帝的观感，刘晔回答说：“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言明帝：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

　　综观叡之行事，优缺点各占一半，其优点是：

　　（1）善为军计。《三国志》卷3《明帝纪》载：黄初七年八月，孙权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欲发兵攻之，帝曰：“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几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持，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也”。果然，当先时派遣慰劳边方将士的荀禹于江夏郡发所从兵乘山举火时，孙权便赶紧退走了。《明帝纪》又载：初，帝议遣宣王（即司马懿）讨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遂以四万人行。及宣王至辽东，霖雨不得时攻，群臣或以为渊未可卒破，宜召宣王还。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2）明察断狱。《三国志》卷22《陈矫传》引《世语》：刘晔以先进见幸，因谮矫专权。矫惧，以问长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曰：“刘晔构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鉼授之，矫辞。帝曰：“岂以为小惠？君已知朕心，顾君妻子未知故也。”《资治通鉴》卷71太和三年（229）载：冬十月，改平望观日“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尚书卫觊……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三国志》卷3《明帝纪》载青龙四年（236年）诏：郡国毙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导不醇，俾民轻罪，将苛法犹存，为之陷阱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

　　（3）比较能客人直谏。《明帝纪》注引孙盛曰：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髪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陈寿在《明帝纪》评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明帝纪》注引《魏书》亦言曹叡：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曹叡在容受直言、不杀谏臣方面，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见的，这算是他的特色。

　　曹叡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

　　虽然他在位时期，魏国疆域比较大，总的讲军事、政治、经济诸情况也不坏。但他统治的最后四、五年，即自蜀相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的奢侈淫佚的本性充分暴露出来了。于时大修洛阳宫室，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使百姓“力役不已，农桑矢业”。他“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可”。“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谏曰：“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醜恶乃出与士……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高堂隆也上疏说：“今天下凋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稟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除了高堂隆和张茂以外，其他进谏的还有二十余人。曹叡对之虽不加诛贬，亦不采纳其言，照旧大兴土木，致使国用匮乏，人民困苦，而日后曹魏政权之被司马氏所取代，亦与曹叡之奢淫过度有一定关系。

　　曹叡的统治还有一个重要的失误，则在确定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方面。

　　曹丕即位后，对于曾经帮助他当太子有功的臣僚贾诩、桓阶、陈群、司马懿等都予以重用，其中名士世族陈群甚至被任为镇军大将军、领中领军，录尚书事，另一世族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样，便打破了已往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黄初七年（226年）曹丕临死前，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曹叡。往后五年中，曹休、曹真相继死去，陈群只担任文职，统兵大帅惟余司马懿一人。司马懿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灭公孙渊，有很高的威望。当时曹魏统治集团内部有权势的大臣，除了司马懿以外，应推掌管机要的刘放和孙资。刘放、孙资在曹操时即已为秘书郎，曹丕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曹叡对二人尤为宠任，当景初二年（238年）曹叡考虑是否派司马懿去讨伐辽东的公孙渊时，刘放、孙资曾加以赞助，故辽东平定后，放、资以参谋之功，各进爵，封本县侯。由此可知，掌握机要的刘放、孙资和统兵大帅司马懿的关系至少也是很好的，他们日后勾结在一起，就成为曹魏政权的隐患。

　　据《三国志》卷22《陈矫传》注引《世语》说：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三国志》卷25《高堂隆传》载高堂隆临终口占上疏说：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陈矫对司马懿能否忠于魏室既表示怀疑；高堂隆所说鹰扬之臣也显然是指司马懿的。曹叙在位正当魏国兴盛时，然内部已经埋下了权臣擅权的种子。可是曹叡本人对此并无深刻察觉，对个别大臣的直言微意亦未能认真思考，自然也就无何对策了。

　　曹叡本人没有生儿子，按理说，他应当从父、祖后嗣中择立贤而长者，可是他却收养了两个婴儿曹芳和曹询作为己子。他所以这样作，是为了自己有“后裔”可以接替帝位，而不顾国柞之能否确保。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重，始正式指定齐王曹芳为太子。《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魏晋春秋》言曹芳：”或云任城王楷子”（即很可能为操次子彰之孙）。当时曹芳年始八岁，如何能支撑起外对吴、蜀，内有权门势族的艰巨重任呢？所以陈寿在《三少帝纪》评论说：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陈寿首先指出曹叡应择立有为的长君，以维持曹氏的国祚，是极中肯的。他又指摘曹叡对司马懿托付不专，一定要在司马懿头上加一曹氏亲族，致使两个辅臣争权相江，则用意颇为深婉。因寿为晋臣，不得不如此措词，实则寿的真意还是认为既已令曹爽辅政，就不宜再让异姓枭雄司马懿参与，以造成“曹爽诛夷、齐王替位”，使政权归司马氏的结局。对于选择辅政大臣，曹叡原来也曾产生过“使亲人广据权势”的想法，而且当他病重时，也曾拜少时与他同居相爱的曹操子燕王宇“为大将军，嘱以后事”。使宇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等共辅政。这样，燕王宇等执政之后，必然要斥退久典机密的刘放和孙资。因此，引起了二人的激烈反响。他们以先帝遗诏藩王不得辅政的理由作挡箭牌，并制造了毁谤燕王宇等的谰言。这时，曹叡头脑已经不大清醒，而且其父曹丕过去排斥亲兄弟的流毒也还在曹叡脑际徜徉作祟，所以听从了放、资的谗言，而免燕王宇等官。放、资接着就推荐曹爽与司马懿共辅政，曹叡也表示同意。燕王宇的被斥退和曹爽、司马懿上台，是关系魏政权由谁领导的大事，以“凡品庸人”的曹爽而与“情深阻”、“多权变”的枭雄司马懿并肩共事，其危险性已为当时有识之士所料知。

　　总之，曹叡确定皇位继承人和辅政大臣的两项措施，都不利于其政权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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