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学派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之一。创始人为杨子。告子、子华子、詹子(詹何)、它嚣、魏牟等皆为杨朱学派。庄周受其学说影响，并不是旧时浅薄简单的“自私自利”。他们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旨在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他们“贵生”、“全生”的观点，对稍后的庄周很有启发。《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之一。创始人为杨子，杨子原名杨朱，又称阳子居或杨生(《庄子》中有阳子居，《吕氏春秋》中有阳生，一般认为即杨朱的别称)，魏国人(一说秦国)，他本人是位隐士，有关他的生平及著作，已无法详知，但阳子居创立的杨朱学派却是客观现实的阐述了人本的发展意义，对各学派都有影响启发，直到今天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还可以用杨朱学派思想进行阐述，如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均具有指导意义;但正如同任何所学学说不可全面引用只可借鉴使用一样，知其精华善加使用与取舍发扬必将惠顾今人。孟子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

　　无著述流传，其言论事迹散见于 《孟子》、 《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因史料不足，难以把握它的思想体系和发展概况;但可以肯定，它的主旨是从个人本位出发，提倡“贵己”、“为我”、“轻物重生”，视个人感官的物质利益高于一切。孟子以杨、墨作对比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抨击“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韩非亦批评这一派人为“轻物重生之士”(《韩非子·显学》)。可见该学派与儒家和墨家在伦理观和教育观上的严重分歧。告子、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公孙龙等皆为杨朱学派。。子华子曾说： “全生(六欲皆得其所宜)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屈辱偷生)为下。”(《吕氏春秋·贵生》)詹何对楚王问“为国”曰： “何闻为身，不闻为国。”(《吕氏春秋·执一》)他们的言论《庄子》亦有记载。论者谓“杨朱一派的后学，可以自由来往于庄、杨之间，这就是他们的特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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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的极端道德主义，超出了人的极限，杨朱起来反对他

　　杨朱取为我，提出全真保性。如同老子对宗教提出质疑，杨朱正式的开始对道德起源的反思质疑，

　　他认为人性的道德只是外物，人性本是如水，至清至纯，土扣之则浊，道德是习惯风俗强加于人身上的习惯，可以说是最早的从心理角度，发现近代达尔文演化现象的思想家。他很悲观的指出，既然道德是虚无的，那么该如何选择方向，他的弟子子华子仅仅是从个人身体出发，一切有利于生存的都采纳，一切违背生存的都要求抛弃，庄周放自然，绝仁义，回归自然。盖出于杨朱，这种大逆不道的思想不利于汉代独尊儒术的需要，也就随着墨家一样，消失于两汉之间了。甚至唯一的留存物《庄子》亦被一个儒家性格的人裁剪。更印证了两汉刘政权充分考虑了杨朱学说的合理性，表面是尊颜氏之儒，以孝治天下来取代东周消亡的鬼神文化，实际真正的枢纽指南乃不传之秘术，以杨朱主义为总纲进行阴毒化，妖魔化，蓄奴化

　　老子主张“身重物轻，无为而治”，杨朱发展了老子的这个思想观点，形成了“贵己”、“为我”的学术主张，成为中国最早主张个人主义思想的学术宗师。在战国时期，杨朱的影响力非常大，孟子在世时，曾抱怨说：当时人们发表言论，不是拥护墨子，就是拥护杨朱。其思想可谓甚嚣尘上，与墨学并为显学。

　　杨朱认为，必须“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从而“乐生”，以“存我为贵”。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不能为贪羡“寿”、“名”、“位”、“货”所累，从而“全生”，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杨朱篇》)。如何实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篇》)，这是杨朱学派的思想核心。

　　由于“为我”的观点和墨子的主张“兼爱”正好相反，杨朱的思想主张曾遭到过孟子的激烈批评。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连“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干的(《孟子·尽心上篇》)，将杨朱描绘成完全自私自利的人，其实是对杨朱“为我”、“贵己”本意的曲解。

　　此后有告子、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公孙龙等皆为杨朱学派。都是杨朱学派的发扬与继承者，他们主张名实逻辑、推理、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认为生命比“爵为天子”、“富有天下”要宝贵(《吕氏春秋·重己篇》);“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吕氏春秋·贵生篇》)，把个人利益看得重于国家利益。

　　子华子主张使“六欲皆得其宜”，他认为使“六欲皆得其宜”的是“全生”，只有部分得其宜的是“亏生”，至于“死”，只是回复到未生以前的无知状态。如果六欲不能得其宜，受尽委屈和侮辱而活下去，这叫做“迫生”。人生在世界上，最好是“全生”，其次是“亏生”，再其次是“死”，“迫生”是不如“死”的(《吕氏春秋·贵生篇》引《子华子》)。

　　詹何是主张“重生”而“轻利”的(《吕氏春秋·审为篇》)。他们并不是纵欲恣情的享乐派，而是想通过“全性保真”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吕氏春秋》的《重己》、《贵生》、《本性》、《情欲》、《尽数》等篇，当即采自子华子、詹何等人的学说。

　　很奇怪，在2500年前，中国人的思想，不是杨朱的个人主义，就是墨翟的社会主义，分为对立的两派。直到现在，世界上的人类也是不是个人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在道商谋略学中，道商核心“五图”理论的根基，就是代表虚无的“无极图”(老庄派的虚无学说)，代表实有的“有极图”(杨朱的贵己学说)，有无相生，互相融合，于是，道学最终产生了“君人南面之术”的黄老帝王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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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国时代确曾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指《列子·杨朱篇》)。张湛《列子序》中说《杨朱篇》为“仅有存者”之一，这不是编造之词。

　　关于杨朱学说，历来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虽属于道家，但又为庄周所斥，不归入道家;大多以“杨朱”起于老、儒、墨之后，确实是独树一帜，“杨朱”乃自成一家。归纳杨朱言论，其思想中必实为“贵己”，或曰“为我”。后世多斥杨朱之说“自私”、“颓废”、“堕落”，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孔子提倡”以为天下;而诸侯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从“贵己”出发，杨朱造构了他的学说：

　　(一)、论生死、轻富贵：

　　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死皆归为腐骨，芜舜与桀纣没有不同。　吕氏春秋审为篇载有子华子的一段故事：“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厘侯，昭厘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曰：

　　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厘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戚不得也。’”子华子的持论取譬，完全是“天下不若身之贵”的老命题，反对愁身伤生，也是杨朱贵生重己的本义。这无疑是杨朱派的人物，但若细味贵生篇所载的他的一段“全生”的议论，我们即可发现其未严守家法而倾向于庄子。这段有名的议论是：

　　“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谓迫生者，六欲善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义不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全生”之说，近庄子外、杂篇所讲的道理，且这一人物，亦见于庄子外、杂篇，其学派性是不很明确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詹何。吕氏春秋审为篇载有詹何的一段故事：“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又执一篇载：“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从其“重生”“为身”看来，他显然是杨朱派的人物;但庄子也载他的话，庄子后学并没有排斥他。

　　总之，杨朱一派的后学，可以自由来往出入于庄、杨之间，这就是他们的特色。

　　(二)贵己：

　　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

　　为了明白贵生的道理，我们且举三段引文如下：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 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善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弗’字衍)。”(贵生)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生死存亡之本也。”(情欲)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喑，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本生)这样看来，圣人是懂得声色滋味的人，“古人得道者”就在于“声色滋味能久乐之”(情欲)。感官生活的情欲被肯定为人生的最高意义，如果“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就“与死无择”，丧失“生”的意义了。从这一原则出发，一切有目的的活动是否对己有利乃是评判行为的准则，在这种准则下面，个人主观的利害关系乃是客观价值上的唯一标尺：

　　“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重己)

　　因此，客观的事物对于人生是有意义的，但其全部意义仅在于对一己之生命有利，对个人的生命有利，这种利益决定人和事物关系的意义与价值。

　　物是感官情欲的来源，也是一己利益的来源，它仅是利己的手段，而不包含个人以上的社会的目的，如果拿“物”或“天下”来和人身相比，“论其轻重”，则生与身为重，而物与天下为轻：

　　“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本生)

　　“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为)所以为，而轻重得矣。”(审为)

　　因此，“轻物”并不是无条件的把感官情欲加以全部否定，而是有条件的加以适当的节制，“故圣人必先适欲”(重己)，在这里，杨朱派的学说不是如孟子说的邪说，也不是一般人说的纵欲主义。

　　(三)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所谓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满足生命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

　　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馀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节)欲。”(重己)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生)之斧。”(本生)

　　这二段话都把“欲”与“生”对立起来，并在绝对的意义上否定了“欲”。

　　“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谓全德之人。”(本生)

　　“燀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重己)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瞻，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情欲)

　　这里所述的“全德”的圣人，已经不是杨朱所讲的“圣人”，而完全似老、庄一派所讲的“真人”，“贵生”已变成“养生”、“长生”。

　　(四)据说是为我。

　　关于“杨朱”其人，上述资料有阳生、杨子、杨朱、杨子居、杨子取等称谓，据《古史辨》第四卷下编郑宾于《杨朱传略》考证，断定为“姓杨(或作阳)名朱，字子居(或作子取)”，并断定为秦人。关于杨朱的生卒年代，我以为必晚于墨翟，而前于孟轲，《古史辨》卷四下编门启明《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断定“他生卒年代的约数，当是西纪元前450至前370(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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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朱是个怎样的人? 杨朱是先秦道家的一个著名人物。古代文献中有称为“阳子居”或“杨子”或 “阳子”，都是指杨朱一人。古代阳、杨通用。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庄子》中记载着 他向老子求教之事：杨朱谒见老聃，请教明王之道，说：“假如有这么个人，禀性聪慧，精明强干， 处事果决，明察秋毫，悟性极高，并且学道精勤，永无懈怠。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与明王圣帝相匹敌呢?” 老聃冷笑一声：“若是将这种人比作圣王，实在可笑，这种人犹如工匠苦役， 心灵怵惕，形容憔悴。虎豹之皮华贵而有文采，所以成为人们围猎的目标;猕猴窜跳敏捷，身上总带着绳索;狗能捉狐狸，所以项圈不离脖颈。精明强干的人与这三种动物有什么不同。他们若可比明王，三种动物也可比明王吗?”

　　杨朱听罢老聃的话，容颜变色，恭谨地问：“那么明王之治究竟什么样子?” 老聃回答：“明王之治嘛，功盖天下而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诱化百姓，让他们行善去恶，借来万物造福百姓，而百姓并不知道，还以为是我自然如此;明王将功绩归于万物，不突显自己的名声;与万物同体，游心于虚通之境。” 《庄子》中关于杨朱与老子关系的另一段记载是这样的： 杨朱前往沛地(今江苏沛县)拜访老聃，恰巧老聃已离开沛地前往秦国。杨朱南下，老聃西行，二人邂逅于梁国(在今河南开封附近)。老聃打量一番杨朱，仰天长叹，说： “从前我以为你是可教之徒，今日再见，知你已不可教了。”

　　杨朱默然不答，跟从老聃西行。到了旅舍，杨朱为老聃端来洗漱用具，服侍老聃梳洗已毕，这才将鞋脱于门外，以肘、膝代步，爬行至老聃面前，极其谦恭地问：“刚才我想请教夫子，但您行走不辍，我怕耽误您的行程，所以未敢问。现在您有空闲了，我想请教夫子，我错在何处。” 老聃说：“你一副飞扬跋扈的样子，谁敢和你在一起?要记住这个道理：廉洁清贞的人，犹如污辱的样子;盛德圆满的人，犹如德行不足的样子。” 杨朱一脸严肃，说：“杨朱敬奉尊命。” 杨朱南下之时，威仪赫赫，每到旅舍，主人亲自迎送，男主人为他拿着坐卧的毡席，女主人手持梳洗用的毛巾，原先坐在地板上的客人避席而走，生火取暖的人不敢靠近暖炉。蒙老聃的一番教诲，杨朱返回时是另一幅景象，他使自己完全混同于一般的俗人，在旅舍里客人们都争着与他并肩而坐。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当是没有疑问的。《庄子》和《韩非子》记载了杨朱去宋国时的一个故事： 杨朱前往宋国，住在一家客店里。客店主人有两个侍妾，一个长得漂亮，一个长得丑陋，奇怪的是，丑陋的侍妾其地位在另一个之上。杨朱问店主人这是为什么。店主人说： “漂亮的自以为漂亮，不知进取，我已忘记了她的漂亮;丑陋的谦下有礼，况且丑陋是自然生成，我已忘记了她的丑陋。” 杨朱听罢，深有感触，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力行贤德而去掉自以为贤德的傲慢意识，到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重。” 杨朱要弟子们谦下的教诲与上述老子对他的训诫相一致，杨朱继承了老子的思想。 主张老子的“身重物轻”，杨朱发展了老子这方面的思想，形成“贵己”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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